文 | 杨津涛

　　对于“五四运动”中的“卖国贼”曹汝霖，近年来不少人撰文赞许，称其在抗战期间拒不投敌、拒任伪职，保持了晚节。但就履历而言，曹在北平和日伪当局交往颇多，且曾出任过“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多个伪职。

　　曹汝霖的“保持晚节”，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伪政权中任职

　　“五四运动”后，曹汝霖辞去了交通总长职务，主要活跃于银行界。“七七事变”后，曹汝霖留在沦陷区，成为日军重点拉拢的对象。

　　日军当时希望曹锟、吴佩孚、靳云鹏和曹汝霖中，能有人同意“合作”，出任华北伪政权首脑。土肥原贤二上门游说，曹汝霖对他说：

　　“自从先父去世以来，现在只有八旬老母……她恐怕我再搞政治，时时对我垂涕而道。我已对老母言，誓不再入政界。我与段祺瑞先生的关系，你应知道的。他当执政时，我也没有出来，这是明证。且我有肾脏病，时发时愈，像这样多病之身，更何能当此重任？多谢你的好意，我是不能干的，请你们另请贤能吧。”

　　后来日军北平特务机关负责人喜多诚一又来劝曹汝霖出山，同样被其回绝。①

　　在曹锟等四人都表示拒绝“合作”后，日军只得让名望较小的王克敏当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也曾劝曹汝霖来做“主席”，曹回应说：

　　“我能帮您忙的地方，我一定帮忙。但我若见了不顺眼的事，我也要替沦陷的人尽我的微力，那时也要请您帮我的忙。”

　　王克敏想在伪政府下设一个“建设委员会”，让曹汝霖当“位高而多金”的“委员长”，也被曹拒绝。最后，曹汝霖和吴佩孚一起被聘为伪政府的“最高顾问”。

　　对这个伪职，曹汝霖在回忆中说：

　　“余想中国顾问，都是有名无实，不若日本最高顾问，真要办事。若再不干，怕要闹僵，遂应允。”“我的最高顾问，真是实做了吃粮不管事。”②

　　汪精卫在1943年，也曾托人带信给曹汝霖，希望他能在南京伪政权中任职，曹表示：

　　“我对现局无办法，无能为汪先生助力。”③

　　图：曹汝霖

　　此外，曹汝霖出任过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井陉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伪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伪华北出版普及会会长、伪华北物价协力委员会会长、伪中日恳谈会会长、伪北平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大都为企业职务或名誉性职务。

　　日军最初想让曹汝霖管理一些政务部门，如伪联合准备银行、伪粮食局等，但曹坚辞不受。曾长期在曹汝霖家当差的李静庭回忆：

　　“日本希望利用曹汝霖，但曹汝霖只肯负担一些空名义，偶尔高兴也不过写点字画、对联等等，送给日本人应酬应酬。”④

　　日军对曹只肯担负“空名义”是不满的。为求自保，曹汝霖也不得不同意接受一些不负实际责任的职位，听凭日军利用自己的名望。

　　王克敏请曹汝霖任伪新民印书馆董事长时，曹问了他一系列问题，包括印书馆是“官办还是商办”、“教科书是否也由公司编辑”，及董事会的组织结构等。曹就职后，每周去印书馆开两三次会，实际工作交给手下两个董事做。后来，曹又担任了伪华北出版普及会会长，日伪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要控制整个华北的出版业，垄断教科书编写，贯彻“协力大东亚圈内中国之新文化建设”的宗旨。⑤

　　日本贝岛会社收购井陉煤矿后，曾威胁曹汝霖，“若不愿任新公司董事长，是不愿与日本合作了”，曹只好就职。明治矿业会社收购磁县煤矿，亦请曹汝霖当了董事长。因他身兼两大公司的董事长，日伪1943年成立“华北物价协力委员会”时，即被推为会长。该会宗旨是：

　　“网罗中国方面民间经济团体、银行、公司及学识经验宏富之有力者，协力关系当局，实现官民一致之体制，以期华北紧急物价对策之完遂”。⑥

　　亦即帮助日军稳定沦陷区物价。

　　图：王克敏，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营救地下抗战人士

　　无论曹汝霖有着怎样的初衷，他出任伪职，终究是在某种程度上同日军“合作”。日军部分实现了借用曹汝霖名望粉饰殖民统治的目的。但被迫出任伪职的曹汝霖，也确曾为抗战做过一些有功之事。

　　比如，辅仁大学教授英千里等4人被日本宪兵逮捕，曹汝霖亲自去找冈村宁次说情，保证他们不是抗日分子，前后历时半年多，使英千里等获得特赦。当时在辅仁任教的启功回忆说：

　　“当很多辅仁的老师被捕后，有人找到曹汝霖请求他出面保释，这虽与他长期的处世态度不合，但他仍勉为其难，真的找日本人斡旋干预，最终很多人都获救释放了。”⑦

　　国民政府在北平的地下人员许惠东、张怀等，也是在曹汝霖的营救下才被保释出来的。此类营救事件当为数不少，以至于王克敏作为曹的老友，不得不提醒曹：

　　“他们说你什么事都不肯干，而对反日嫌疑的人，总是出来请托说情，疑心你是重庆的地下工作人员。”

　　因为做过这些事，曹汝霖战后因汉奸嫌疑被军统扣押、软禁，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紧张。北平外事处的处长的左明澈，曾是曹汝霖女儿曹庆稀的老师，她安慰曹的女儿：

　　“你父亲在沦陷区内做的事都报告重庆，委员长谅亦知道，照目前情形看来，对你父亲已是特别看待。”

　　战后肃奸期间，原国民政府地下人员董洗凡等26人，曾联名上书给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为曹汝霖请求表彰。他们称，国府的地下抗战人员在华北从事秘密工作被捕后，“曹汝霖多方营救且向敌军部具保，及赠大批药品，并由章宗祥不辞劳苦，代为奔走”，经二人保释的人员多达数百。在联名信中，董洗凡等人赞扬曹汝霖、章宗祥二人：

　　“出此义举，难能可感”。⑧

　　图：有关董洗凡等联名为曹汝霖、章宗祥请求表彰的电文

　　既未表彰，亦未起诉

　　1945年10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以此为依据致函国民政府文官处，请求表彰曹汝霖、章宗祥协助抗战。11月2日，国民政府文官处回复称，表彰曹、章之事，已提交行政院审核。

　　当年12月26日，行政院回复审核结果，认为曹、章二人虽曾“营救我方在华北秘密工作人员”，但平日与敌伪多有来往，要求对他们的表彰“暂从缓议”。⑨

　　图：行政院要求暂缓为曹、章表彰的电文

　　随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又以曹、章年事已高的理由，请求对他们免于羁押。经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转呈，蒋介石批复同意。戴笠接电后，遵令放人，使曹、章获得保释。

　　曹汝霖在回忆录中也说，戴笠曾亲自到他家中道歉，说：

　　“您老在沦陷区做的事，重庆都有报告，委座也知道。委座对我说过，说您老向称为亲日，这次竟决然拒绝伪主席，又不就政治方面职务，在他的立场真不容易。他当公司的董事长，我们应当原谅。故在重庆时，已将您老除外，我部下不知道内容，真是对不起。”

　　曹《一生之回忆》中的这些话，或不免有夸大之处。但他的问题曾上报至蒋介石处，由蒋亲自裁决免予起诉，由戴笠负责具体的释放事宜，这是有档案可查的。

　　简言之，曹汝霖在抗战期间的功过，俱不突出。主要的功，是营救英千里等人——若有更大的功劳，他一定会在回忆录中详细叙述。主要的过，是挂名当了伪政府“最高顾问”、“咨询委员”，以及日本控制下企业的“董事长”。和出任伪府要员相比，他与日军的合作可谓“有限”。

　　值得一提的是，曹汝霖对王克敏等人的汉奸行为，是深表“理解”的。戴笠曾向他询问王克敏、王揖唐、王荫泰这几个华北伪政府“主席”的情况。曹回答：

　　“这几个人都是我的朋友，论他们平日品格，都不是附敌求荣之辈，也有回护老百姓之意思。但在这种环境下，亦是枉然。比较起来，还是王克敏较有骨气，较敢直言。”⑩

　　这种“理解”，多少应该与他自己曾身处的位置有关。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曹汝霖既未表彰，亦未起诉，其意或在指曹汝霖战时功过相抵。这种处置，应该说是妥当的。

　　图：曹汝霖所著《一生之回忆》

　　注释

　　①②⑩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春秋杂志社1966年，第319—398页；③《汪兆铭派员联络吴佩孚曹汝霖及吴曹之态度》，国史馆数位典藏号001-016052-00008-020；④李静庭：《我所知道的曹汝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71页；⑤张仪：《日伪时期“华北出版普及会”会则及河北会员名簿》，《河北出版史志资料选辑》第8辑，河北省出版史志编辑部1990年，第82页；⑥《华北物价协力委员会成立会宣言》，《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37-1945》，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13页；⑦启功：《我的恩师陈垣先生》，《讲述：北京师范大学大师名家口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29页；⑧《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函国民政府文官处为北平市党部请表彰曹汝霖章宗祥协助抗战》，国史馆数位典藏号001-035130-00018-007；⑨《行政院函国民政府文官处为表彰曹汝霖及章宗祥案应暂从缓议》，国史馆数位典藏号001-035130-00018-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