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 | 司马光耗尽生命废王安石敛财之法百姓感激涕零_新青网

短史记 | 司马光耗尽生命废王安石敛财之法百姓感激涕零

来源：短史记企鹅号责任编辑：且听风吟发表时间:2018-05-21 15:30　

文 | 李夏恩

　　司马光死了。

　　这一天是1086年10月11日，元祐元年九月初一。

　　对七天后葬礼上吊唁的宾朋和同僚来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早在年初，司马光就已罹患重疾，1月31日的谢表中，这位年已六十八的老人就向刚刚登基十个月的新君表示，自己“去春以后，疾疹屡生，入冬以来，饮食渐少，迨兹岁序之首，顿觉筋力之衰，拜起绝艰，朝请殆废”，七天以后，他不得不请假。

　　从此以后，疾病就日削月割地蚕食着他的身体，直到他完全被死亡攫走，留下那具被寄予了无限期望和失望的躯体，被套上象征权力和荣耀的一品官服，灌进皇帝和太皇太后钦赐的防止腐烂的水银，装殓在安放着龙脑等香料的棺椁之中。

　　图：司马光像

　　尽管这一切隆重的丧仪绝非司马光所乐见——众所周知，这位一向清介自守之人对各种各样的繁文缛节有着天然的排斥——但他如今已经被关在黑暗的棺椁中沉默不语，所以就必须忍受他昔日的同僚和朋友在他的葬礼上公开讥讽争吵。他葬礼那天恰好是明堂大飨礼，皇帝在躬亲斋戒后，君臣上下应当在举行大典的大庆殿举行典礼，大赦天下，对帝国来说，这是庆贺天下升平的吉礼。

　　因此，当司马光的好友苏轼在明党典礼结束后，急忙和两班同僚奔去参加司马光葬礼时，他被司马光的另一位好友，素以恪守礼仪为名的程颐拦住了。程颐是司马光葬礼的操持者，他引用孔子《论语》里的“哭则不歌”，阻止苏轼参加葬礼，但苏轼却反驳说“只有哭则不歌，何尝有歌则不哭”。当这一群人终于抵达葬礼现场后，程颐再一次让司马光的家人不得受吊，原因同样是因为这些人刚刚参加过吉礼。接下来的发生的争执在后人的记载中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

　　程颐的支持者指责苏轼刻意寻隙，在环顾了由程颐操持的完美无瑕的葬礼后，他对程颐如此熟悉丧礼环节大加嘲讽，说只有居丧之人才会读丧礼之书，而程颐的父亲身体康宁，那么程颐“何为读丧礼乎？”而苏轼的支持者则记载说苏轼之所以与程颐在葬礼上当堂争执，是因为程颐泥古不化，坚持用所谓的“古礼”“臆说”来装殓司马光的遗体，外表看起来看起来就像是把司马光装在一个信封里，准备邮寄给阎罗大王亲启：

　　“此岂信角一物，附上阎罗大王者耶？”

　　程颐的不近人情使苏轼怒不可遏，一如苏轼的刻薄玩侮使程颐切齿吞声，无论葬礼上的争执真相原委究竟为何，但两人之间从此势同水火却是葬礼之后的现实，因此导致的以程颐为首理学家们组成的“洛党”和以苏轼亲友门下组成的“蜀党”之间绵延数年的党争，而在司马光生前，他们本是同一壕堑内的同袍，为了同样的政治目标而携手共进，如果司马光仍然活着，他肯定会以自己的德行声望和人格魅力平息这场内讧。而现在，即将被这群互相攻讦的同志送进坟墓的他再也无力弥合朝堂上四分五裂的政况。

　　然而，对那些被隔绝在朝堂大政之外的百姓来说，司马光只有一个单纯的形象，一位具有高尚德行的贤臣。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京城民众皆罢市前往吊唁，甚至远在偏远的广南东路封州的人们也不约而同地祭奠他，尽管根本没人见过他的模样。被民众神格化的司马光甚至还以他的死亡惠及京城里的一群从事特殊行业的生意人，他们是一群画工。由于几乎家家户户都希望得到一张司马光的画像请回家祭拜祝祷，使这些画工忙不迭地绘制遗像，刻印售卖，有些画工靠卖司马光画像陡然而富。

　　盛大的送葬行列扈送着司马光的灵柩前往他最终的葬地，守护在灵柩两旁的是已经分裂各怀心思的至交同僚，夹道哭临和路旁凭吊的则是成千上万真诚哀悼的百姓。每个人都依依不舍地送他离开京城。

　　一如18个月前，他们欢欣鼓舞地欢呼着他的归来。

　　归来：冲毁禁言的堤坝

　　“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1085年4月16日，欢呼声响彻京师汴梁的大街小巷，民众几乎忘记了13天前，神宗皇帝刚刚去世，天下还处于国丧期间。他们守候在街道两旁，只为一睹为奔国丧从西京洛阳奔赴京师的司马光的容颜，围观的人群是如此众多，壅塞了街道，以至于司马光骑的马都无法前行。当他前往旧日同僚私邸拜谒时，街市上的人甚至爬到树上，骑在墙头围观这位传奇人物，当私邸里的仆人大声呵斥，想要赶走这些看热闹的围观者时，得到的是围观民众的集体讪笑：

　　“吾非望而君，所欲识者司马相公之风采耳！”

　　但包围在万众欢呼中的司马光没有感到任何欣喜，他的脸上露出的更多是忧惧的神色。这种忧惧部分很可能来自于一位曾居权枢的官员对政治的清醒认识：一位深得众心的臣子很容易被君主视为沽市人心有不臣之举。但另一方面，欢呼背后的盛名之累和权力重担也让他避之唯恐不及。

　　从1071年开始，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他已经逐渐安于远离政坛的赋闲生活。尽管只要他需要，朝中大事都可以随时与闻，但他却选择尽量屏蔽这个是非之地传来的嘈杂之声。后来的一些史学家认为司马光在洛阳赋闲的十五年时间是在韬光养晦等待东山再起，这只是一种基于政治权谋的无端揣测。就像时人所描写的那样，为了尽量避免闲居朝臣干预政事的闲言碎语，他在朝中为相的至交好友吕公著给他写信问候，他从不写回信。他的一位弟子马永卿曾经记述过司马光闲居时候的日常生活：

　　“侍吏惟一老仆，一更二点，即令老仆先睡，看书至夜分，乃自罨火灭烛而睡，至于五更初，公即自起发烛，点灯著述，夜夜如此。”

　　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游宴饮也是他闲居时的乐趣之一，1083年，他发起了一个名为“真率会”的小团体，食不过五味，下酒菜肴亦不过三十器，饮酒深浅自斟，主人不劝，客亦不辞，一如司马光在诗中所透露出的那样：

　　“花似锦红头雪白，不游不饮欲如何？”

　　他本应就此终老林泉之间。就在1085年的3月底，他还上奏状称自己：

　　“今年六十有七，耳目手足，虽未全衰，数年以来，昏忘特甚，临繁处剧，实所不堪”。

　　希望皇帝能从西京留司御史台和国子监之类的闲职中挑出一个让他继续优游林间。但神宗皇帝的崩逝猝然将这位六十七岁久已退出政坛的老人再次拉回险风巨浪的宦海之中。

　　面对百姓的殷切期望和万众呼声，司马光最直接的选择是逃回洛阳，但仅仅两天后，4月18日，临朝摄政的太皇太后就派遣内供奉官向司马光宣谕“邦家不幸，大行升遐，嗣君冲幼，同摄国政。公历事累朝，忠亮显著”，温和而不失威严的命令司马光“毋惜奏章，赞予不逮”，尽早回京供职。

　　另一份私人记载中的措辞要严厉得多，太皇太后亲自下手诏责备司马光“先帝新弃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时，而君辞位耶！”等同于强迫司马光接受任命。

　　在经过一番忖思后，司马光决定重回曾经让他自我放逐的京师。但他很快发现，自己面对的政海风浪远比他离开时更加波云诡谲。

　　“其申谕中外，以自今以来，协心循理，奉承诏令，以称先帝更易法度，惠安元元之心。敢有弗钦，必底厥罪。仍仰御史台察访弹劾以闻”。

　　5月4日朝廷颁布的这道诏书让无数希望新帝登基改弦更张的官员如坠冰谷。这封诏书尽管看起来是要贯彻先帝遗志，维持过渡时期的政局稳定。但其实质却是借先帝之名打压那些敢对神宗朝新法有所非议之人。“敢有弗钦，必底厥罪”这样形同恫吓的严辞背后，正是高居宰执之位的新党领袖蔡确。

　　蔡确被时人看作是唐代变法名相李德裕的转世，他的发迹也确实是靠变法。新法中的常平、免役两法皆出其手，因此他的仕途也与新法休戚相关。他抢先一步掐断言路，就像神宗一朝新党的惯用手段那样，通过恐吓、贬谪的手段强迫那些敢言新法之非的人噤声。

　　在颁布诏书的第二天，他就处罚了越职言事的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员外郎王谔。

　　图：王安石像

　　但复出的司马光有太皇太后这个更强硬的后台。

　　5月23日，起复后的司马光明确提出自己的首要政见，一如奏疏名称《乞去新法病民伤国者疏》，他的目的直指争执的核心：废除自1068年开始，由王安石主持推行的所谓“新法”。这份奏疏可以看作是他未来执政的纲领性文件，以至于逐字逐句都进行了精心雕琢，以期能达到最大的效果。

　　在奏疏里，他非常巧妙地通过举出1074年宋神宗皇帝因为灾害不雨反躬自省，暂罢新法的故事，将皇帝与新法一党进行了切割。他强调，恰恰是那些新党因为担心皇帝觉悟，“己受误国之罪，伏欺罔之刑”，所以耸动君心，不顾一切颁行新法，“此皆群臣躁于进取，惑误先帝，使利归于身，怨归于上，非先帝本志也”。

　　如此，蔡确等人便不能再抬出神宗皇帝的遗训来压制反对新法的声音。对一些新党企图用“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来进行的顽抗，司马光明确指出，太皇太后是先帝之母，在新帝亲政前拥有代理军国之事的权力，因此废除新法乃是“太皇太后陛下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何惮而不为哉！”

　　在同一天，司马光又连上三疏，乞罢保甲、免役、将官三法，并且为被蔡确处罚的宋彭年和王谔声辩。司马光指出，对这两名官员所加的“越职言事”的罪名，乃是当年神宗朝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为了钳制人言的惯用手段，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专威福，行私意”，所以才会对代表天下公论的谏诤之言深恶痛疾，“严禁诽谤，甚于盗贼”。当时还是陈州知州的司马光更疏称按照蔡确立下的规定，自己写这封奏疏也是“越职言事”，倘使朝廷仍然坚持前朝新党立下的钳制言论的政治规矩，那么他自己“若亦不得言，则毋所复用于圣世矣”，欲用引身告退来陈请太皇太后废除新党对言论的禁锢。

　　朝廷的反应是在5月30日发布一道所谓广开言路的诏书。

　　但这道诏书被新党动了手脚。它名义上表示即使“其言不当于理，不切于事，虽拂心逆耳”，朝廷也会“欣然受之，无所拒也”。但接下来，诏书却以超过求言纳谏部分一倍的篇幅，开列六条禁言的内容：“若乃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观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进，下则炫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然则黜罚之行，是亦不得已也。”

　　当司马光6月17日到达京城时，这道名为求言实则禁言的诏书已经在朝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代为摄政的太皇太后在司马光赴阙觐见时，将诏书的草稿交给他看阅，司马光明确告诉太皇太后，这道所谓广开言路的诏书，“此非求谏，乃拒谏也”。在随后的奏疏中，司马光揭露了新党如何假借求言以禁言的阴险手段：

　　“臣以为人臣惟不言，言皆可以六事罪之。其所言，或于群臣有所褒贬，则可谓之‘阴有所怀’；本职之外，微有所涉。则可谓之‘犯其非分’；陈国家安危大计，则可谓之‘扇摇机事之重’；或与朝旨暗合，则可谓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当改，则可谓之‘观望朝廷之意’；言民间之愁苦可悯，则可谓之‘炫惑流俗之情’。然则天下之事无复可言之者矣！”

　　6月19日，在司马光的陈请下，太皇太后颁布了新的求言诏书，删去了这六条禁言条文。几天内，挣脱了禁言束缚的四方吏民就争先上疏言事，“言新法不便者数千人”。新党以变法改革为名钳制民意的堤坝被彻底冲毁，长达数年的政治高压时代终于过去了。

　　司马光与新党之间的对决旗开得胜。6月21日，他被任命为门下侍郎，相当于副相。他的好友吕公著出任尚书左丞，同在枢要，但朝廷中八位宰执中，六位都是新党成员。在过去十余年间，新党操控朝政，几乎将所有异见人士排摒在外。6月27日写给侄儿的信中，司马光的忧虑之情溢于墨端：

　　“一朝升擢，出人意表，举朝之人悉非所识，逆见忌嫉者何可胜数？而独以愚直之性处于其间，如一黄叶在烈风中，几何其不危坠也？是以受命以来，有惧而无喜。”

　　反击：公正无私的党同伐异

　　面对新党的首轮攻势，司马光几乎可以说是孤身奋战。而现在，他要开始奋起反击了。从7月开始，他在太皇太后的垂询下，引荐了一批或是早年因反对新法遭受贬谪，或是因不愿屈从新党辟处卑职的人才。

　　与王安石当年党同伐异的引荐不同，司马光首先看重的是德行。他将所荐朝士手书成一册，名为“举贤才”，四百年后，明代一位叫叶盛的人曾有幸看过这部手稿，按照史书查考上面的人名，发现司马光品鉴人物之精准，“失之者十不一二”。

　　诸如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范纯礼、范祖禹、王岩叟、程颐、吕大防、苏轼兄弟都在此时被引荐入朝，大都居于负责向皇帝上疏进言、纠弹百官的台谏之位。

　　尽管新党中的另一位领袖章惇试图以亲戚避嫌的祖制为名将司马光举荐的范纯仁、范祖禹二人踢出台谏之位，但司马光再三坚持二人应当在此，他驳称二范作谏官乃是众望所归，如果一定要遵循祖制，那么他本人很愿意避位退职，为贤者让道。

　　到12月，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已经在朝廷中布置好足以与新党分庭抗礼的政治势力。1086年3月19日，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也就是首相。两个月后，5月30日，司马光的好友吕公著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两大宰相之职全部落于司马光一党之手。在司马光带领的一批同道的反复谏诤下，新党的三大主力蔡确、章惇和韩缜三人相继罢相，且被排挤出朝廷中枢。

　　这并不意味着司马光将会使用新党当年碾压异见人士的手段来钳制不同声音。为了表明自己公正无私的态度，在升任首相的同时，他亲自写了一张公开榜文，告诉那些上疏进言之人，如果他们“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或者“整理官职差遣，理雪罪名”，那么，请将自己的想法直接上闻朝廷，他会和同僚一起商议，“公议施行”。但他本人坚拒任何私下请托，“若在私第垂访，不许语及”。

　　尽管司马光对新党一派进行全面打压，但他从未试图将这些人赶尽杀绝。非常微妙的一点是，他在奏疏中反复将新法的弊害归咎于那个开启这个灾难按钮的人王安石，但从来没有打扰过已经退职在家的王安石的清静安宁，或是通过政治手段给他施加任何压力。

　　身为旧党领袖的司马光与新党开创者王安石之间的真实关系始终令人难以捉摸。这两个人在生平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司马光比王安石只大两岁，两人都出身地方官员家庭，早年都曾跟随父亲的官职调动辗转各地，都经历过仁宗朝“八十余年，内外无事”的升平盛世和范仲淹功败垂成的庆历新政，都曾在地方为官并卓有成绩，最后入京任职。

　　正是在京师期间，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初次订交，并发展出一段令时人称羡的友谊。那是在1059年，司马光改判度支勾院，而王安石也从江南东路提点刑狱任上调入京城为度支判官，两人早就耳闻过对方名声，如今又在同尞，更是惺惺相惜。司马光、王安石再加上吕公著和韩维四人因为“特相友善”，被称为“嘉祐四友”，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的友谊更是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在一首题为《和王介甫烘虱》的诗中，司马光以戏谑地语气调侃王安石不修边幅，召来满身虱子，使他“通夕爬搔不能卧”，劝他“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迩播”。

　　恰也在此时，司马光发现了王安石性格上的另一面：执拗，这一点既可以被视为坚毅不屈，同样也可以被视为冥顽不化。事实证明，王安石的性情最终是朝着后者发展的。这一点终于在1068年总爆发。这一年是南郊祭祀之年，每次礼毕，按理都应当赐予陪祀官员若干银绢。但是时任宰相曾公亮认为这一年二股河决口，水患严重，国用不足，理应力行撙节，希望可以省去赐予的银绢。这本来只是一件小事，但却引发了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的激烈冲突。

　　在神宗皇帝面前，司马光奏称方今本来就国用不足，加之灾害，应当节省像是郊祀赏赐这样的“冗费”，把省下来的钱用以救济灾民。而王安石则坚持，国家既然“富有四海”，所以像是郊祀赏赐这些财物，本身所费无几，如果吝惜不与，“未足富国，徒伤大体”，而且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

　　王安石对“国用不足”的轻忽态度，让司马光动怒。使司马光与这位故交老友彻底决绝的原因，正是王安石所谓的“理财术”。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的原因乃是“未得善理财之人”，只要有了“善理财者”，那么就足以让“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司马光却一语道破这个看似富国利民两全其美的理财术背后的真正玄机：

　　“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

　　诚如司马光所洞破的那样，纵观历代所谓以富国为旗帜的理财术，都不过是聚敛之术。而这种直觉来自于一位儒士对法家天然的戒心。一千多年前，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商君书》里道尽法家富强之道：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图：《商君书》，记录了商鞅治理秦国的主要思想及举措

　　而如今王安石所谓的理财术，不过是乔装改扮的法家富强术的变种而已。

　　司马光的历史经验告诉他，在经济上不可能有两全其美的事情，必定是有益必定有损。对王安石所谓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他反驳道：

　　“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如果想让国家财政有钱，那么：

　　“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所有增加国家财政的手段，无论口号再如何漂亮，都不过是想方设法对百姓进行聚敛。

　　司马光并非固执己见，不愿改革。早在1061年司马光身处谏官之位时，他就接连呈奏《进五规状》《论财利疏》等，希望可以推进政治和财政改革，但与王安石后来进行的变法全然不同，司马光坚持认为国家不应当将自己日益冗繁的财政负担转嫁到民众头上，假理财之名而行聚敛之实。国家应当尽可能地减轻赋税，同时节省自身开支，将财富归于民间。理想状态下国家对财政的处理权应当只有一个，在不造成民众负担的情况下积蓄储备，以便在灾害降临时可以及时赈济。也就是儒家所谓的“收有余而补不足”，除此以外，国家不应当与民争利，更不应当聚敛求富。

　　阅读司马光的改革方案，不能不说他同样也不乏理想色彩，但必须承认，他道破了一个悖论：富国与富民之间是矛盾的，而他选择站在富民这一边。令人遗憾的是，急于达成富国强兵理想的皇帝最终选择站在王安石一边。这成为司马光与王安石决裂的根本原因。也是司马光息政归隐长达十五年的真正原因。

　　现在，一切都被倒转了过来。王安石和他的新法已经成为昨日黄花，司马光重归权枢。已经退隐金陵的王安石，从邸报上看到司马光升任首相的消息后，怅然慨叹：

　　“司马十二作相矣！”

　　王安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拼尽半生气力推行的新法全部被推翻，包括他最得意的助役法都被废除。他与司马光不同，后者政治失意能够做到全然不问政事，甘老泉林，王安石虽然自诩超脱，内心却不能忘情于政治，这使他愈发苦闷。身体上的疾病也正在吞噬他的生命。1086年5月21日，就在司马光拜相的两个月后，王安石离开人世。得知消息的司马光在写给吕公著的信中表达了对这位昔日老友，旧时政敌的念念之情：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进非。至忠直疏远，馋佞辐辏。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以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如今新法已败，司马光所担心的反复之徒，不是新党孑遗，而是那些借反新法为名趁机干进的钻营附会之徒。

　　如他所预料到的那样，当京师国子监学生闻听王安石唁讯，想要集体设斋遥祭时，国子司业黄隐却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怒态，声言要将这些学生绳之以法。黄隐的钻营附会，换来的是司马光门下吕陶一封愤怒的奏疏，斥责他“素寡问学，薄于操行，久任言责，殊无献告，惟附会当时执政，苟安其位”。黄隐被罢官免职。

　　重病：改革与时间赛跑

　　“司马公顶光帽而坐，气洁清而莹，精神康安。”

　　1086年3月20日，司马光拜为首相的第二天，他的老友中书舍人林希来探望他。前一天宣布任命诏书后，天降微雨，大街小巷的人都称之为“司马雨”。司马光已经被视为“及时雨”般的人物，寄予厚望。尽管林希眼中的司马光“精神康安”，但在日记的后面，他不无忧虑地写道：

　　“（公）云足肿，疮面大如手掌，黄水出未止，足弱无力。”

　　自年初患病以来，司马光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体力不支使他自请卸下沉重的政务负担，在2月19日的奏表中，他以一种惭怍的语气痛责自己因病废职，尸位素餐：

　　“岂有执政大臣身居高位，坐受厚俸，既不趋朝，又不供职，养病于家之理？”

　　他乞求皇帝给予他一个宮观使的闲职，就像他在过去十一年里被朝廷放逐的那些岁月里一样，闲居家中，颐养天年。但朝廷却将更重的首相负担加在他的身上。他越来越感觉到时间的紧迫，因此也加快了废除新法的步伐。他一直将弊端丛生的新法比作是毒药，

　　“譬如有人误饮毒药，致成大疾，苟知其毒，斯勿饮而已矣，岂可云姑少少减之，俟积以岁月，然后尽舍之哉！”

　　很多人认为司马光虽然轸念民瘼，但是遽然从闲居擢升大政，所以对新法在民间的状况并不了解，因此废除时也如王安石急于推行一般，有着某种躁进心态。但实际上，司马光对新法在民间的弊害有着设身处地的认识，尽管他肯定是戴着寻隙找错的眼镜来审视的。

　　那是在1070年，他决心挂职归洛的前一年。因为王安石以因言入罪的手段将所有反对新法的人排挤出朝廷，甚至不惜以此陷害自己与司马光共同的好友吕公著，司马光在义愤之下请求离开京城前往永兴军路。

　　在朝中时，他已闻知免役法使当地贫民困窘难捱。此地本来已经饱受战争和天灾的摧残，经济凋敝，然而按照免役法：“人户均定免役钱，随二税送纳，乃至单丁、女户、客户、寺观等，并令均出”。本来这些贫弱的“下户及单丁、女户等从来无役”，“今尽使之出钱，是孤贫鳏寡之人俱不免役也”。

　　等到司马光抵达任所后，他发现真正的情况远比他在朝中所听闻的更糟糕。当地民众不仅饱受免役、保甲等新法的困扰，青苗法更是当地政府榨取盘剥百姓的一件得利工具。陕西提举常平司的官员通过反复扭折的手法，使农民借陈米一斗，到期就要缴纳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者是三斗粟米，即使是民间高利贷都没有官府的利息严酷。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以“富国”为光辉旗帜的变法改革的指导下，对地方的政绩考核只看其能否为国家财政增长贡献更多的财货，只要让财政报表上的数字好看，完全不顾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如何薄予厚取，聚敛盘剥。

　　司马光接连上疏苦苦乞请四等以下农民借贷青苗钱不取利息，如实在不行，纳一斗二升也可以。作为一个以至诚为信条的人，他甚至不得不违背自己表里如一的真诚，下令所部八州军不得执行司农寺催逼农民缴纳青苗钱的旨令。但他的三个月的所有努力最终换来的只是徒劳无功：

　　“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其不然，是为盗窃。臣虽无似，尝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为盗窃之行。”

　　这是司马光卸职前给神宗皇帝上的最后一道奏疏。

　　图：宋神宗像

　　十五年后，他重新归来，回想之前耳闻目睹的新法种种聚敛盘剥的苛政，他当然亟于纠过。十五年前，他面对陕西百姓的辗转哀嚎无力回天，十五年后，他终于大权在握，当然会哪怕冒着矫枉过正的危险，也要拼尽气力旋乾转坤。他的身体状况也明白无误地提醒他，这很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搏。

　　尽管司马光握有重权，但几乎每一条新法的废除都使他不得不罄尽心力。

　　新法施行已有数年，尽管时驰时紧，但是一批围绕新法而形成的利益集团早已盘根错节，想要把它们一举戳破并非易事。同时，司马光的急迫心情也难以得到同党的认可。

　　直到1086年2月，各路提举官还在“抑配青苗钱，勒百姓供情愿状”，尽管司马光使太皇太后同意恢复旧常平法，但朝中很快就有反复，由于之前对西夏作战耗费了大量钱粮，而青苗法有利于短时期聚敛财富，因此国用不足成为了官员阻挠恢复常平法的原因，在反对恢复旧法的人中，甚至包括司马光亲自举荐的范纯仁和苏轼。卧病中的司马光闻听此事，强支病体上朝，怒斥那些企图恢复青苗法的官员：

　　“不知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

　　最终，常平法得以恢复。但恢复的并非全然是旧法，而是进行改革的常平法，分为三等价格，保证丰年粮贱时政府以高价收购，灾年粮贵时以低价售出，并且官粮出借只收成本，不收利息，为了防止官员催逼农民纳粮，特意规定所借粮食随税送纳。

　　让司马光最深恶痛疾的免役法，废除起来更加困难。

　　古代赋税本来只有租、调两种，租为粮税，调为服役，后来又有庸，庸本来就已经是免役钱，但后来成为正税，等于交了免役钱后还要服役。而现在，助役法又要缴纳免役钱，等于是税上加税。司马光以“不合令民出钱”为基点全盘废除，改为差役，却也同样也让那些希望能够纳钱免役的百姓感到不便。

　　就像司马光所意识到的那样，朝廷贪婪的欲望无止无尽，重复取税的免役法迟早会成为“万世膏盲之疾”。如晚明学者王夫之所言，免役钱后来果然又成为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笔固定的重要进项，只不过换了一个名义。到明代时，已经交了两份免役钱的老百姓因为对自己已缴税种毫不知情，因此身上还是背着徭役的负担。为了免除徭役，他们又交了第三份免役钱。

　　司马光竭尽全力废除以聚敛百姓为能事的新法，他也因此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他越发担心自己无法看到新法被彻底废除，这又迫使他更加忘我地投入工作。废除新法固然是为天下解毒，同时也成了他自己的毒药。他的一些朋友看到他躬亲庶务的繁忙和日渐羸弱的身体，一再劝勉他要保重身体，他回答了四个字：

　　“死生，命也。”

　　6月15日，他的身体似乎好了一些，于是销假坚持上朝。9月22日，病情再度复发，几乎可以肯定是忧劳导致的结果。10月4日，卧床不起的司马光在奏疏中谈及自己的病情：

　　“患左足掌底肿痛，全然履地不得，跬步不能行，未知痊愈之期。”

　　他恳请朝廷免去自己的明堂（即将告成）宿卫之职。之后，他就陷入了昏迷之中。侍疾的人发现，神志不清的司马光，口中喃喃的仍然皆是“朝廷天下事”。

　　他最终留下的只有八张纸，全是论当世要务的手札。

　　他的遗榻枕边，只有一卷《役书》。

　　图：宋徽宗上台后，重用蔡京等新党人士，将司马光、苏轼等列为“元祐奸党”，并在全国立起“元祐党籍”碑

　　牛冤：中断的政治遗产

　　南宋马纯的《陶朱新录》记载了一件司马光的轶事。

　　华州村一个耕田人养了一头牛，一天，这个耕田人在睡觉时，突然来了一只老虎，牛为了保护它的主人，用犄角赶走了老虎，救下了主人。但熟睡中的主人对此一无所知，待他醒来，看到的是一头不知是何原因遍体鳞伤的牛。他大怒，认为这头牛在兴妖作怪，便去杖打牛。牛不会说话，只能逃跑，这使耕田人更加生气，于是把这头牛抓来杀死，“解其体，食其肉而不悔”。

　　司马光在听闻了这则故事之后，慨叹这头牛：“有功而见杀，尽力于不见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名。”忠臣获罪冤死，与这头牛是一样的。司马光写道：“是牛也，能捍虎于其人未寤之前，而不全其功于虎行之后，其见杀宜哉！”

　　司马光其实并没有听过这个故事。马纯陶刻意留下了蛛丝马迹，让人知道这不过是他假司马光之口所写的一段寓言。在轶事开头，他写道，此事发生在绍圣年间（1094-1098），距离司马光去世，已有十余年之久。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则轶事中冤死的牛却恰似司马光的遭际。尽管他最终没有被处死，且在葬礼上享尽哀荣。但他所竭力废除聚敛新法、还富于民的政治遗产，却随着他的殒逝而中断了。

　　在他去世后，他举荐的同党很快就因为群龙无首分崩离析。

　　他对新党进行过打压，但从未采取任何暗中阴谋的权术手段。但在他死后的第二年，他的同党们就借口《游车盖亭》诗案，以文字狱的手段将蔡确贬死于号为“人间地狱”的岭南新州。这场文字狱成了旧党进行政治清洗的手段，将新党一网打尽。而当年新党打压对手的“乌台诗案”，被贬窜者也只有苏轼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