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是193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词汇。南京国民政府搞了“县政自治”；地方军阀们则热衷于“村（乡）政自治”。但其结果，无一例外与民主背道而驰，而仅仅成就了地方豪强们的飞扬跋扈。官方主导的“自治”惨败如此，非官方主导的“自治”，命运又将如何？宛西民间强人们1930年代的试验，是个不错的观察视角。宛西“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自治奇迹始末 1930年代的河南，可谓民不聊生。其根源有二，一为兵灾，一为匪祸。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又是前者所致的结果。关于兵灾，时人有过调查，1930年河南112县，被迫负担兵差者达92县之多，军队对地方的苛敛，往往超过正常税负十至百倍。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公布的调查报告，河南全省的骡马，因军队的征用，已经绝迹，此中不难窥见军阀混战对河南民众生活的严重摧残。
      连年兵灾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匪患的飙起。许多民众不堪兵灾，无以活命，只得上山为匪，以至于当时河南流传有“不作匪、不当兵，不能安生”的民谚。据学者沈松侨估算，1924年前后，“斯时河南土匪总数当在十二万人以上，平均每县有匪千人左右，其中临汝一地即有土匪一万二千人，洛宁县亦达七千人之谱，殆可谓遍地皆匪。”1930年红十字会调查豫东兵匪灾情的报告书里，如此描述民生的惨况：
         “人民不死于岁，即死于兵，（不死于兵，）即死于匪。过其地，但见瓦砾堆积，墙壁残余，不见炊烟，徒闻血腥，奄奄待毙之孓遗，令人望而下泪。”
      宛西（包括河南省西部的镇平、内乡、邓县、淅川四县）民间自发的“地方自治”，就是在这样一种凄惨的时代背景下开始的。
      地方强人别廷芳武力统一内乡县，做了土皇帝       1930年代的宛西自治，发端于整个宛西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既与土匪横行有关，更与地方民众为抵御土匪而高度军事化有关。以镇平县为例，1928年县城曾遭土匪攻破，县长横死，9000余间房屋被焚，12000余男女被俘；1932年又再遭匪乱，焚毁房屋47000余间，民众因此流离他乡者11万余人，匪乱之巨可见一斑。再以内乡县为例，当地豪绅富户为身家性命计，纷纷买枪办团，筑寨建堡，其最盛之时，全县有大寨三百余座，小寨无数，每座大寨人、枪数量动辄数百，地方的高度军事化也可见一斑。
      宛西自治的核心人物别廷芳，就是在这样一种无政府状态下崛起为宛西的土皇帝的。别氏1883年出生于内乡县，其父有田产三十余亩，也识文断字，能为乡人排难解纷，颇有些德望。别氏早年读书，稍长弃文习武，横行乡里。辛亥后内乡土匪蜂起，当地财主杜升堂修筑老虎寨，买枪募勇，保护家产，以别氏骁勇，任为寨主。自此，别氏开始了他的武力统一内乡之路。
     别氏的武力统一之路，满是血腥的杀戮。不断击退来犯土匪之余，别氏不断兼并自己的“战友”。1914年，他曾半夜偷袭自己的好友曹会成，目的是为了夺取曹的13条枪，遭到伏击后，别氏怕被人认出，又枪杀了自己受伤不能行走的侄子并弃尸灭迹；1918年，为了夺取亲家王谦禄的十余条枪，别氏故技重施，夜扮强盗偷袭，打死王家六口人，抢走所有枪支；1919年，别氏闻听老学友袁江陵购有步枪五、六枝，又夜袭袁家，将其满门杀绝。以这样的不择手段，别氏终于在1925年成为坐拥人枪达两千之众的内乡一霸。
     1926年，别氏设计驱逐了内乡最大的武装头目民团军旅长张和轩，继而又诱杀内乡县长袁升庵——自1927年4月到9月，因为别氏跋扈的存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乡县长六易其人。该年秋，河南省民政厅派袁升庵为内乡县长，袁氏一改此前历任县长畏惧别氏而尸位素餐的作风，积极过问行政事务，结果被别氏视为眼中钉。别氏以邀请袁氏下基层探访民情为由，将袁氏诱至该县王庄村，命预先埋伏好的“土匪”将其枪杀。
     此外，别氏还相继暗杀了县公款局长、司令部副官主任、内乡师范校长、县府视学等大批政府要员，自居宛西民团司令，以司令部代替县政府发号施令；以司令部财务处代替县政府田赋管理处；以各区保的调解委员会，代替县政府的军法承审处；一切民事诉讼概由司令部和地方民团包办；一切派粮派款均不通过县政府；区、乡、保长、学校校长的任免，县政府无权过问。别氏自此独揽全县军、政、财、教大权，正式成为内乡的土皇帝。
乡绅彭锡田回县，“宛西自治”获得合法理论基础       别氏以地方豪强的身份攘夺政府权力，自然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合法的解释。别氏的解释是“自救”和“自治”。前者能够为别氏的血腥崛起赋予一定的合理性，后者则是借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推行“县自治”的东风，来为自己的合法性洗白。但别氏学养有限，其与淅川县武装强人陈重华联合搞的“内乡、淅川地方自治委员会”，虽有章程，却既无自治目标，也无指导思想，更没有没有可行的操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