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声教：追忆老上海的抗战岁月
抗日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70年，然记忆的阴霾却始终难以散去。对现在的我来说，70年前的抗日战争，不只是教科书里的“文字符号”，那些真实存在过的烽火岁月，不仅在我的记忆中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甚至已经深深铭刻在了我的肉体和灵魂之中，伴随着我的生命和我整个家族的命运，永难忘怀。
那是一个本应平和宁静的夜晚，我还只是一个幼小的孩童，酣梦间突然被一声划破长空的巨响惊醒，母亲赶忙把我紧紧抱住。母亲温暖的拥抱瞬时使惶恐稚弱的心灵获得了抚慰，我这时才定下神来，问母亲这是什么声音，母亲说是在打仗。我长大后才明白，实际上这就是日本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的一声炮响——七七事变后，日军于1937年8月大举进攻上海，就此拉开了抗战八年中规模最大战役的大幕。
抗战期间，我虽年龄尚小，未通世事，但父辈与日本素有渊源，我因此也耳濡目染，从他们口中了解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抗战历史。
与日本侵略者的国仇家恨
我的家族与侵华日军素有恩怨。岳母的父亲是一位飞机机械师，在为国家的军用飞机进行检修时被突如其来的日本空军炸死，其妻也因此不久后即离开人世。岳母金学曙医生（后成为首届“全国三八红旗手”获得者）自小父母双亡，孤苦无依，皆是拜日本侵略者所赐。我儿时曾有一度生活朝不保夕乃至日后身体出现问题也皆因先父宁可全家饿肚子也坚决不出来为日本人和日伪政府做事所致。
祖父厉良玉是晚清知名的篆刻家、书画家。公开的文献上曾表示对其作品流失去向的不解。据《浙江书画名家录》（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载，厉良玉生平所拓印存甚富，作品流传颇多，但散佚于抗战期间。其实，大量祖父的作品目前已流散于日本。据先父回忆，日军1937年12月占领杭州后，大肆搜刮祖父的作品，并将其悉数运往了日本，以至于祖父生平创作作品虽多，而现留存于整个家族中的作品却寥寥可数，国内收藏市场上的数量也很有限。日本侵略者不仅大量掠夺了我们家族的财富，也使国家的文化遗产蒙受损失。
父辈与日本的渊源
与日本侵略者虽有国仇家恨，但不得不承认，经历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当年在教育、医学及军事等领域均已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先父三兄弟及姑父四人怀揣着精忠报国的理想，远赴东瀛留学取经，后皆学成归国，并成为我国教育界、医学界与军事界的脊梁。
先父厉麟似（名家祥）同济大学语言科毕业后即赴日本上智大学学习教育，后又赴德国游学十余载；归国后将自己在日本与德国的全部所学倾注于我国的教育事业中，在担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员、国立中央大学等多所知名学府教授及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期间，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精英人才，并为国家教育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相当贡献。
大伯父厉绥之（名家福）曾赴日本游学八载，先后毕业于东京宏文学院、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金泽医科大学前身）和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是中国第一代西医；学成归国后在沈钧儒先生的支持下，与他人共同创办了我国国人自己筹资创办的最早的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医科大学前身）。
二伯父厉尔康（字佛磬）与姑父施承志（字调梅）都是留日士官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皆成为民国著名爱国军事将领。
追忆老上海的抗战岁月
我生于这样一个与日本素有渊源的家庭，长于抗战时期的上海。我听到的那一声夜晚的破空炮响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可谓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个月后即将叩开上海市门的前奏，同时也拉开了抗战八年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战斗最惨烈战役的大幕。
当时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投入了最精锐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等总计70余万人参战；日军也投入了20余万人。这次战役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军队之间的首次主力会战；交战双方总共投入近百万兵力，持续了三个多月，双方均伤亡惨重。最终中国军队以25万人伤亡的代价毙伤日军4万余人，狠狠打击了日军嚣张的侵略气焰。这场战役就是赫赫有名的“淞沪会战”。它为上海和长江下游工厂与物资内迁赢得了时间，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起到重大作用。此后八年间，日军陷入泥沼般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最终被彻底击败。尽管如此，淞沪会战最终还是以上海和苏杭等城市及江浙一带的富饶土地的沦陷而告终。1937年11月，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上海，上海市区彻底失陷。
我家当时住在上海市西摩路，即现在的陕西北路，那时还属于英美租界（又名公共租界）。上海沦陷后的四年里，我们家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我还算有一个基本正常的幼年，主要原因家人后来曾和我说，是因为我们家那时地处英美租界内，日本方面不得不有所顾忌，暂时还不敢肆意妄为。这一时期其实就是所谓的上海“孤岛时期”。当时的租界四面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仅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及而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故称“孤岛”。
然而后来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此时，我已上了小学。记得有一天在学校，上课前老师突然面色凝重地宣布，中午下课后同学们都不得自行回家，必须集体在老师的护送下方可回家。同学们纷纷议论了起来，我心里也顿生一股不安感。那天老师讲起课来似乎异于平常，我们也都无心听课。放学后，我们都听从老师的安排，在她的护送下集体排队放学回家，一出校门便看到日本兵列队街道两侧，中间还有坦克，我们都不敢多看，默默地跟在老师后面。
这一天其实就是日军侵入上海公共租界，“孤岛时期”结束的那一天——1941年12月8日，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英美为首的同盟国正式交战后的第二日，日军大举进驻公共租界，英国和美国控制上海公共租界、法国控制法租界的时代宣告结束。
自此，我们小学就多了一位日语教师，每周给我们上一堂日语课。对于日语课，同学们都不认真学，包括我在内，至今我对日语仍是一窍不通，尽管这是父亲及家人都精通的语言。
遥记彼时住在楼上的一位姐姐特意将一头长发剪成寸头，以防日本人侵犯。日本军人在上海侵犯中国女子时有所闻。
“八百壮士”的历史真相
我二伯父厉尔康长年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要职，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他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颁令叙任陆军中将，是著名爱国将领。我上小学后，他曾给我讲了很多抗战轶事，其中就有淞沪会战期间“八百孤军”死守上海四行仓库同数万日军血战的感人故事。
上海“八百孤军”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无需赘述，这里要讲的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中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在当时的众多报道及日后的公开文献中，“四行孤军”多是以“八百壮士”的名号出现的；著名抗战歌曲《歌八百壮士》也是以此为名的。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赞誉“八百壮士”，称其为“民族典型”；蒋介石也誉率领“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长为“精忠贯日”并追封其为陆军少将。然而，据我二伯父讲，闻名遐迩的“八百壮士”其实远没有八百人。所谓的“八百壮士”仅有不到四百人。八百人的说法是死守四行仓库的“孤军”为了起到震慑日军的效果故意放出来的消息。《国家人文历史》不久前的一篇聚焦“四行仓库守卫战”的文章更进一步证实了二伯父的说法。文章对各方史料进行了求证，并综合得出结论：“八百壮士”的实际具体数字为355。
与日本侵略者的“非暴力不合作”
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素来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当民族和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时，这种精神就体现得更为明显和强烈。我就是在这种时期体会到了这种精神，不是从书本或电影里，而是亲身、切实体会到了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日军侵入上海公共租界后，我们家的境遇就每况愈下了。因家父曾留学日本，当时是国立暨南大学的教授，又是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日本人曾多次邀请家父出来为他们做事，但都被家父谢绝了。家父因此常年没有工作收入，家里生活甚是困难，全靠亲友救济和借贷才能勉强维持。
有一次我记得家里已经断粮，母亲叫我到亲戚家要求接济，我只好去了，但到了虹口塘沽路人家家门口，我又开不了口，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等了很久也没有人出门，最终我还是因为羞于启齿两手空空回到了家。
本是地道上海小姐的母亲后来也因为在上海生活实在困难带着弟弟、妹妹一同迁居杭州了。我现在的不良饮食习惯——喜欢大碗喝粥，大口吃主食就是在这段时期养成的，因为饿肚子饿怕了。
这段时期的艰苦生活对我的身体产生了终身的不良影响，甚至改变了我日后的人生轨迹。我青年时期在足球、篮球运动方面颇具天分。上高中时，我已在上海小有名气了，后来在南京大学就读期间入选了南京市足球队并代表南京市参加过多次全国性比赛，但教练对我的评价是“技术精湛，但后劲不足”。我每每上场不长时间，即感体力不支，有时立即就会上气不接下气，需要平躺五分钟左右才能继续上场。我很是不解，曾因此咨询过身为留日名医的大伯父厉绥之。经大伯父诊断后，我才明白，是因为我处在身体发育最旺盛时心脏的发育因为长期营养不良等因素没有跟上所致。依照他的建议调养后虽然情况明显有所改善，但以这样的身体底子日后若想成为国家一流球员已是不太现实，我希望成为国脚的梦想也自此破灭。不仅如此，成年后，我的心脏也一直问题不断。据北京医院的专家说，若没有当年的运动底子，我早已一命呜呼了。不过，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些而有过一丝责怪父亲的想法。
记得父亲在与日本侵略者的“非暴力不合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期间，常给我讲爱国名将岳飞的故事，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岳母在岳飞即将走上保家为国的戎马生涯前在其背上刺“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这四字成为了岳飞终生遵奉的信条，也成为了父亲的信条。
在那个艰难的抗战时期，父亲常和我说，他只是一介书生，不能向两位兄长那样一位救死扶伤，一位从戎抗日，他所能做的就是与日本人的“非暴力不合作”，并竭尽所能为国家多培养一些人才。我日后之所以能走上外交舞台，并为国家的外交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直接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与家庭熏陶。
父亲在日本留学期间是主修教育的，而后在德国的十余载所学庞杂，对军事学有所涉猎，但不是主修方向。抗战期间，父亲甚至打算放弃自己的主研专业而从事军事教育学的工作。其实，早在抗战爆发前夕，父亲就已经开始帮友人、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名方震）老伯翻译德国军事著作了。蒋老伯的军事著作与战略思想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上海公共租界被日本人侵占后这段时期，父亲在家翻译了很多日本和德国的军事著作，并做了大量的研究，而父亲没有收取任何稿酬，都是在义务地默默奉献。这些翻译研究成果父亲都没有署名，故他在中国近代军事教育领域也没有任何留名。
我也没有想到，自小养尊处优，看似文弱的父亲，在国家危难关头能显示出如此傲骨。面对日本人开出的优厚条件，父亲始终没有动摇过。他宁可食不果腹，妻儿颠沛，也绝不与日本人与日伪政府合作。怀着一颗“精忠报国”的心，父亲在一个个饥寒交迫的日子里，默默地在为国家燃烧着他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生命的微光。而这样的生活，他一直坚持到了1949年最终上海解放。
解放后，父亲终又重新回到了教育岗位，受邀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担任德语教授，继续为国家作育英才。
抗战伊始的那一声炮响仍记忆犹新，而战火硝烟却已逝去70年。70载的岁月可以冲淡一切，却无法冲淡深留在民族记忆中的疼痛。值此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用手中颤抖的笔记录下记忆中的那段抗战岁月，与读者一同缅怀所有那些曾经勇于抗争，绝不向侵华日军低下高贵头颅的人们。或许，后人对抗战历史的永志不忘才是告慰那些抗日忠魂的最好方式。也惟其如此，先辈们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才能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中延续、传承。
（作者系资深外交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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