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与彭德怀

1942年5月24日晚上，彭德怀和左权面临的情势是：各路日军已在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形成合围，只在合围圈东面的拐儿镇与偏城之间还有大约三、五公里左右的间隙。彭德怀和左权决定，按照预定计划继续向冀西突围。但是，偏城以东地势较高，地形复杂，而青塔、黑龙洞以东是难以通过的险峻山路，必须先向北经过南艾铺，再绕道窑门口，才有可能前往冀西。问题是，这条路他们都很陌生，派出去的侦察参谋既没有回来也没有消息。事不宜迟，左权亲自率领参谋人员先行探路。山路狭窄，路线陌生，半路上又遇到其他突围部队，队伍因为庞大行动十分迟缓，一夜只走出20多里，抵达南艾铺时已经天亮。

南艾铺村是一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此前反“扫荡”期间八路军总部曾多次驻扎。村边有一条大山沟，直通山西与河北省交界处的十字岭。尽管八路军一部提前到达这里并开辟了阻击阵地，但25日拂晓，这个小山村里却一下子挤进来包括八路军总部、北方局、野战政治部、后勤部等各路转移队伍，这些大多由非战斗人员组成的队伍多达2000余人，还有800多头骡马和200多副担子。相对于庞大的机关来讲，身边的战斗部队除了七六九团的一个营外，仅有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和后勤部的三个警卫连，且后勤部警卫连的主要任务还不是作战而是看守重要资金和物资。至于八路军总部为什么没有部队保护，这与共产党人自创建武装力量以来的传统有关。在长期的战争环境里，共产党中央和军事首脑机关从来没有使用过多的兵力进行警卫，共产党领导人和军事将领们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胆识，能够在残酷的环境下应付复杂多变的局面，中枢机关自身的战斗化很强。但是，聚集在南艾铺村的八路军总部各单位的非战斗队伍，在日军强大兵力的合围面前还是显得战斗力太弱了。

果然，5月25日，最危急的局面发生了。

八路总部机关的转移情况，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掌握得十分清楚，因为在八路军转移队伍的头顶上，日军的侦察飞机飞得很低，而岩松义雄派出的作战参谋就在飞机上直接指挥合围作战。在日军飞行员的引导下，第三十六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一部沿着清漳河和武涉公路形成的大合围圈逐渐压缩。为防止八路军突围，外围的日军也正在快速合拢，形成了两层严密的堵截线。

25日清晨，转移队伍出发没多久，就遭到日军战机的轰炸。由于队伍过于庞大，又没有防空武器，只好停下来等待黄昏。但是，传来的情报显示，日军的合围圈正越来越紧。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和杨立三等人紧急磋商，最后决定立即分散突围。具体方案是：总司令部、北方局由左权率领，沿着清漳河东侧向北突围；野战政治部由罗瑞卿率领向东南方向突围；后勤部由杨立三率领向东北方向突围。在命令阻击部队必须顶住敌人后，各路突围开始了。

彭德怀和左权率领的突围队伍，很快就遭到日军战机的追击轰炸和俯冲扫射。缺乏战斗经验的机关人员跑来跑去地躲避，大量的骡马被炸倒，物资被丢弃得漫山遍野。下午2时，日军“益子挺身队”穿着八路军的军装，突然横着插过来。左权立即命令总部警卫连抢占山头，然后命令作战科科长王政柱和两个参谋与彭德怀先行突围，由警卫连连长唐万成带领一个排负责掩护。彭德怀坚持要和机关一起突围，左权表情十分严肃：你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员，你的安全就是胜利，你必须安全出去！这里由我指挥阻击！彭德怀上马后回头望了左权一眼——他并不知道，此刻竟是二人的诀别。

十字岭是向北突围的必经之路。山坡上，八路军总部的转移队伍在日军的轰炸和扫射下散成小股失去了控制。左权冷静地指挥阻击作战，同时照顾着几名年仅十几岁的女译电员和体弱的干部，一面又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去寻找带有机密文件的挑夫。他对坚守十字岭阻击阵地的七九六团一营教导员说：很多人还在山下，如果这个山头丢了，后果不堪设想！一定要坚持到底！只要还有一名同志没出来，就不许撤退！

此时，十字岭西北的山垭口变成了一条生死线：只要冲过垭口，就能跳出日军的火力封锁，进入北艾铺的山沟。但是，这些由年轻的译电员、党校的学员和教员组成的队伍行进缓慢。左权似乎看出了大家的顾虑，他大声喊道：不要害怕！冲过去，翻过山梁就没事了！

一架日军的战机突然俯冲扫射，几名年轻的译电员忙往核桃树下跑，左权又大声喊：小鬼，不要怕飞机，要冲过山口！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在左权身边爆炸，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

时年37岁的左权，原名左纪权，号叔仁，1905年出生在湖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丧父，在叔父的资助下入学读书。19岁那年，他和几位同乡赴广州，考取了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学校后并入黄埔军校，左权被编为黄埔第一期第六队。在第三队同学陈赓的引见下，他结识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参加了两次北伐军的东征战役。1925年，被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又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他和刘伯承等人一同回国，中央派他到闽赣革命根据地工作，他给家人写信道：“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

左权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将领之一。在他亲自策动的宁都起义成功后，出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在率部进行反“围剿”作战中屡立奇功。红军长征前，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他出任红一军团参谋长，作为长征的前驱部队，始终战斗在最前线，直到长征的最后一战直罗镇战役，显示出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抗战爆发后，作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他受到八路军官兵的敬重。在八路军发动的一系列对敌作战中，由于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身在重庆，左权在副总参谋长的岗位上可谓殚精竭虑。

著名作家刘白羽回忆道：

记得是1939年的春天，我认识了左权同志。他是一个十分有风度的军人，在他微黑的脸上有两只锐利的眼睛。他很沉默，他沉默地闭着嘴巴是他那坚定性格的特征。他身体是结实的，战争以及一切繁忙，仿佛是丝毫不能动摇他的、影响他的。不管在哪里，他的腰永远挺得直直的。走起路来，迈着沉着、严正的步伐。讲话时，用沉着而果敢的音调……

在这掌握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的确确是最繁忙的人。北方局党校学员李锡周目睹了左权牺牲的那一刻：

……轰、轰、轰几发炮弹呼啸着飞来，在山梁上爆炸，一股股黑烟恶魔一样升起。随着硝烟散去，左权将军的身影在我们眼前消逝……我和党校同班同学山西新军决死队四纵队团参谋长李克林被惊呆了，在我周围的几名同志也呆呆地望着山梁停止了脚步。我们意识到将会发生不幸，便不顾一切地奔向山岗……

头部中弹的左权躺在山路边，鲜血染红了身边的荒草。他的右手还在腰间的手枪上——那是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军第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的战利品。

这是1942年5月25日下午5时。

突围人员把左权的挂包、手枪、怀表、钢笔等遗物交给作战科负责人，然后把他的遗体移到十字岭东坡的一个隐蔽处用树枝覆盖起来。

随后，警卫连官兵在附近乡村买了一口棺材，再返回到左权牺牲处将他的遗体就地掩埋。

晚上，彭德怀抵达距十字岭十五公里处的一个小山村，在那里他得到了左权牺牲的消息。很久以后，彭德怀对左权的女儿左太北说：“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敌人打的第一发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还是来得及的。可你爸爸为什么没有躲避呢？要知道，当时的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

左权牺牲的消息震惊全国。延安和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都举行了隆重的悼念。八路军总部长期所在地辽县被命名为左权县，一首当地百姓写的歌自此流传开来：

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参加中国革命整整十七年，

他为国家他为民族费尽心血。

狼吃日本五月扫荡咱路东，

左权将军麻田附近光荣牺牲。

左权将军牺牲为的是老百姓，

咱们辽县老百姓为他报仇恨。

一心要为八路军报仇的百姓很快送来一个消息：日军的“益子挺身队”准备在祁县县城里大摆庆功宴。得到消息后，彭德怀命令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精心挑选31名官兵，由参谋处参谋刘满河带领，化装成各色人等，每个人都身藏匕首，混进了庆功宴所在的大德兴饭庄。当鬼子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一声暗号，匕首纷飞，“益子挺身队”队员当场全被刺死，头颅被一一砍下来装满了一口袋。第二天，日军占领下的祁县、长治和太原城内，到处挂起了这些日本人的人头。

在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遭遇大规模进攻时，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行动。可以设想，如果在日军调动兵力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攻时，正面战场发动配合作战，哪怕是在某个局部战场发动攻势，也势必造成侵华日军的极大被动。理由很充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在华日军总兵力已捉襟见肘，而共产党人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几乎遍布敌占区，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不但牵制的日军兵力数量惊人，而且令日本侵略者在他们所谓的占领区内度日如年，如坐针毡。

但是，这也只能是设想。

在华中地区，重新组建的新四军迅速恢复根据地，兵力也达到了近十万之众。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宣告：“皖南事变我们损失了军部，现在军部又恢复了。皖南事变我们有几千指战员牺牲，但今天我们还有九万人的强大力量。”因此，日军在华中的26万余总兵力中，用于对新四军作战的兵力至少在11万左右，而华中的15万伪军则被全部用于与共产党抗日武装作战。

——选自王树增纪实文学《抗日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王树增编辑：蒋楚婷责任编辑：蒋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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