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今年以来，由于日本右翼团体多次登上钓鱼岛，修建非法设施和标记，再次挑起两国间这一争端。本文拟从历史及国际法的角度论述钓鱼岛主权的归属问题。

　　一、钓鱼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我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92海里处，距日本琉球群岛约73海里，但相隔一条深深的海槽。钓鱼岛列岛系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三个小岛礁组成，总面积约6．3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最大，面积4．3平方公里，海拔约362米。东南侧山岩陡峭，呈鱼叉状，东侧岩礁颇似尖塔，岛上长期无人居住。

　　中国早在明朝就有关于钓鱼岛的历史文献记载。日本称钓鱼岛属其冲绳县管辖，但日本的冲绳县在距今约125年前曾是独立的琉球国。在日本1871年开始吞并琉球国之前，中国曾与琉球国有过约500年的友好交往史，最先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等岛屿。在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一书中便有关于“钓鱼屿”的记载。中国从明太祖开始向琉球派遣册封使，即专门代表当时中国政府册封琉球王的使节。1534年明朝第十一次册封使陈侃所著《使琉球录》中有一段记载他们与琉球使者并舟同赴琉球的文字说：“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顺流而下亦不甚动。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夷舟帆小不能相及矣。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标点系作者所加）（1）古米山又称姑米山（岛），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夷人指当时船上的琉球人。文中琉球人见古米山而“歌舞于舟”的归家之喜清楚地表明，当时的琉球人认为只有过了钓鱼岛，到达久米岛后才算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而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则根本不属于琉球。

　　1562年明朝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标明了中国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各岛，其中就有“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等岛屿。可见早在明代，钓鱼岛就已被作为中国领土列入中国的防区。

　　此后，1562年的册封使郭儒霖所著《重编使琉球录》中又称，“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岛）矣。”这段话更清楚地证实，当时中国已将钓鱼岛列岛中最靠近琉球的赤屿，即现在的赤尾屿作为与琉球分界的标志。

　　到清朝，中国与琉球的界线在钓鱼岛南面海槽一带已成为中国航海家的常识。清朝第二次册封史汪楫1683年赴琉球，并写下《使琉球杂录》。该书第五卷中记载了他途经钓鱼岛、赤尾屿后为避海难而祭祀时，船上人告诉他船所经过的海槽（当时称为“过郊”或“过沟”）即是“中外之界”。此后，1756年赴琉的周煌在其《琉球国志略》第十六卷中也提到汪楫“问沟之意，曰中外之界也。”证实了“黑水沟”是“与闽海界”，以海槽相隔，赤尾屿以西的钓鱼岛各岛皆为中国领土。

　　1719年赴琉球的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所著《中山传信录》当时对日本及琉球影响极大。该书是经徐葆光在琉球潜心研究，与琉球地理学家、王府执政官等人切磋后写成的，十分严谨可靠。它被译成日文，成为日本人了解琉球的重要资料来源。该书指出册封使赴琉球的海上航路是：从福州出发，经花瓶、彭佳、钓鱼各岛北侧，自赤尾屿达姑米山。书中又注出姑米山乃“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即镇守琉球边关之山，而将现八重山群岛的“与那国岛”称为“此琉球极西南属界”。

　　上述说明，明清两朝政府一直视钓鱼岛为中国领土。直至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即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慈禧太后还曾下诏书，将钓鱼岛赏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作为采药用地。此诏书中写道：“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台湾海外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殊堪嘉许。即将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

　　关于钓鱼岛自明代以来即为中国领土，这不仅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经过严肃认真考证后得出的结论。井上清曾于1972年撰写了一部专著，题为《“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解析》。他在书中指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经过查阅历史文献而断定：钓鱼岛在日本染指之前并非“无主地”，而是中国的领土。正如井上清教授所云，日本明治维新开始（1868年）以前，在日本和琉球，离开中国文献而独立言及钓鱼岛的文献，实际上一个也找不到。日本最早有钓鱼岛记载的书面材料当算1785年林子平所著《三国通览图说》的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然而，他也是以中国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为依据的，该图也是采用中国的“钓鱼台”为岛名，并将钓鱼岛和中国福建、浙江用同一淡红颜色标出，而久米岛则同琉球一样为黄褐色，并照引徐葆光的话称，久米岛是“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1719年日本学者新井君美所著《南岛志》一书中提到琉球所辖36岛，其中并无钓鱼岛。1875年出版的《府县改正大日本全图》中也无钓鱼岛。甚至直到1879年，中国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就琉球归属谈判时，中日双方仍确认，琉球是由36岛组成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等岛屿。

　　琉球王府权威史书--向象贤的《琉球国中山世鉴》（1650年）也采用了中国明朝册封史陈侃的记述，称久米岛是琉球领土，而赤屿及其以西则非琉球领土。向象贤系当时琉球的宰相和最有权威的学者，其观点自然代表了当时琉球统治者的立场。其后，琉球学者程顺则于1708年所写《指南广义》中称姑米山（久米岛）为“琉球西南界上之镇山”，即镇守国界之意；蔡温于1726年所著《改定中山世谱》等史书，均指出琉球疆域内不含钓鱼岛。琉球国当年献给康熙皇帝的《中山世谱》的图谱中也无钓鱼岛等岛屿。日本原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常任理事高桥庄五郎经考证认为，钓鱼岛等岛名是中国先取的，其中黄尾屿、赤尾屿等固有岛名，明确无误是中国名，与台湾附属岛屿--花瓶屿、棉花屿、彭佳屿等相同。日本没有用“屿”的岛名，而福建、澎湖列岛、台湾省以“屿”为名的岛有29个，中国古代地图则更多。赤尾屿在中国的古书上写为“赤屿”，据说这是因为该岛系水成岩所构成，故人们根据岛上岩石的颜色称其为赤屿或赤尾屿。

　　日本有人指出，中国出版的地图也曾使用过“尖阁列岛”或未标明钓鱼岛，以此作为日本领有主权的根据。在中国历史地图册上，清朝时钓鱼岛曾标明为钓鱼台，为今台湾沿用。在日军占领时期中国出版的地图上，钓鱼岛曾被迫改为“尖阁列岛”或未加以注明，例如当时上海《申报》出版的中国《新地图》便是如此。战后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时期印制的中国地图，有的仍沿用或受其一定影响。例如，《中国分省地图》1956年第一版和1962年第二版均在地图集最后附加了一段说明：是根据抗战时期或解放前申报地图绘制。正是由于上述日军占领中国的历史原因，造成中国地图中关于钓鱼岛记述有不尽相同之处。这些只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历史的遗痕，而决不能证明日本对钓鱼岛等岛屿拥有主权。

　　日本的地图及官方文件中均曾正式使用中国的岛名。据不完全统计，从1935年至1970年日本出版的21种地图及大百科事典中，有2／3没有记载所谓的“尖阁列岛”，有的称“鱼钓岛”。日本方面关于钓鱼岛所属各岛的称呼更为混乱。据说日本最早提出叫“尖阁列岛”，是1900年5月冲绳师范学校教喻黑田岩恒根据英国人称呼的“尖头诸岛”演化而来的。1921年7月25日，日本政府将该岛作为“国有地”编入日本地籍时，才将赤尾屿改为“大正岛”，但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并未正式使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向盟军司令部提交材料时，日本海上保安厅水路部的海图仍使用中国命名的黄尾屿、赤尾屿；1969年，美军占领下的琉球政府的正式文件和告示牌上也使用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名。1969年5月钓鱼岛海域有石油的消息传出后，冲绳地方政府收到石油公司大量要求勘探的申请，此时根据琉球石垣市市长命令，日方开始在钓鱼岛上建标桩，并再次将黄尾屿改为“久场岛”，将赤尾屿改称“大正岛”。　

　　然而，由于这些岛屿的名称并未经敕令（天皇的诏令）命名，所以1972年以前，日本政府未曾举出各岛详细的岛名来强调主权，而是一直笼统地称为“尖阁列岛”或“尖阁群岛”。时至今日，日本一些地图对这些岛屿仍使用中国名，例如，1984年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世界大地图帐》便清楚地写有汉字并标注了日语发音：鱼钓岛（Ｕｏｔｓｕｒｉ　ｊｉｍａ）、黄尾屿（Ｋｏｂｉ　ｓｈｏ）、赤尾屿（Ｓｅｋｉｂｉ　ｓｈｏ）。而且现在冲绳县地方政府和日本政府在正式文件中，也都使用黄尾屿、赤尾屿这一称呼。直到1995年2月防卫厅向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提出的“防卫厅资料”中，还在使用中国的岛名，即黄尾屿、赤尾屿。

　　二、日本非法窃取钓鱼岛的始末

　　（一）日本染指钓鱼岛，是日本明治政府对外扩张政策的延伸，是以战争为背景的蓄谋已久之举。

　　日本最早“发现”钓鱼岛，是在日本吞并琉球，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之后的1884年，比中国文献最早记载该岛都迟约500年。　据日本史书记载，1884年日本福冈人古贺辰四郎发现“久场岛”（黄尾屿）有大量信天翁栖息，可销往欧洲，便于1885年要求冲绳县令允许其开拓，并在岛上树立标记，上写“黄尾岛古贺开垦”，日本政府以此为据，称钓鱼岛是“无主地”，是由日本人先占的，而非甲午战争时从中国夺取的。然而，历史事实又是如何呢？根据日本官方档案《日本外交文书》第十八卷的记载，1885年9月22日冲绳县令西村根据日本内务省命令所作调查称：“有关调查散在本县与清国福州之间的无人岛事宜，依先前在京本县大书记官森本所接秘令从事调查，概略如附件。久米赤岛、久场岛及钓鱼岛为古来本县所称之地方名，……隶属冲绳县一事，不敢有何异议，但该岛与前时呈报之大东岛（位于本县和小笠原岛之间）地势不同，恐无疑，系与《中山传信录》记载之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等属同一岛屿。若属同一地方，则显然不仅为清国册封原中山王使船所悉，且各附以名称，作为琉球航海之目标。故是否与此番大东岛一样，调查时即立标仍有所疑虑。”

　　此秘密调查说明，日本明治政府已了解到这些岛屿并非无主地，至少是可能同中国发生领土争议的地区。但内务卿山县有朋等仍不甘心，要求再做调查，以利建立日本的“国标”。其理由是，这些岛屿虽与《中山传信录》所述相同，但清国只是借助这些岛屿作为识别航海方向之用，“并未发现其他清国所属证迹”；关于岛名，日、中有所不同，故无关宏旨；且这些无人岛靠近八重山群岛。当时日本表面上提出的琉球两分方案虽曾表示将八重山划归中国，实则早存得寸进尺之心。然而，调查结果反使山县不敢轻举妄动了。

　　1885年10月21日，日外务卿井上馨致内务卿山县有朋信中称：“经详查熟虑，该等岛屿也接近清国国境。与先前完成勘查之大东岛相比，发现其面积较小，尤其是清国对各岛已有命名，近日清国报章，刊载我政府拟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之传闻，对我国抱有猜疑，且屡次引起清政府之注意。此刻若公然建立国标，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宜限于实地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有无可待日后开发之重要物产等，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作。”井上还叮嘱山县，不宜将日方秘密调查公诸报端，而要暗中进行，以免引起中国及国际上的异议或反对。同年11月24日，冲绳县令西村将奉命调查结果秉报内务卿，要求给予指示：“建立国标一事，如前呈文，未必与清国完全无关，万一发生纠纷，如何是好。”翌日，内、外务两卿联名下令：“切记目前不可建（国标）。”显然，当时日本帝国正在加紧扩军备战，伺机侵吞朝鲜，并最终与清政府决一雌雄，而不愿过早地“打草惊蛇”。

　　直到1893年，即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日本冲绳县知事要求将钓鱼岛等划归冲绳县时，日本内、外两卿还将此拖了一年。甚至到甲午战争那年，因日本尚无获胜的把握，故政府仍以“该岛究竟是否为帝国所属尚不明确”为由而加以拒绝然而，1894年11月底，日军占领旅顺口，将清军北洋水师封锁在威海卫内，日本明治政府确信对清一战胜券在握，便拟迫使中国割让台湾作为媾和条件，并在未通知中方的情况下先行秘密窃取了钓鱼列岛。同年12月27日，日本内务大臣野村靖发密文给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称：关于在“久场岛”（黄尾屿）“鱼钓岛”建标桩一事，虽已下令暂缓，“但今昔形势已殊”，对这些岛屿“需加管理”，故应重议此事。这次外务省未表异议，并称“请按预定计划适当处置”。结果，1895年1月14日，日本政府不等战争结束，便通过“内阁决议”，将钓鱼列岛划归冲绳所辖，建立标桩。

　　同年4月17日，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及其周围岛屿。直至日本战败投降，日本统治台湾长达50年，钓鱼岛等台湾周围附属岛屿也被日本长期霸占。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钓鱼岛主权争议，是美国在中日之间留下的一个领土“疙瘩”。美军占领琉球之后，曾于1946年1月29日发布的《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67号》，其中第三项中已明确规定了日本版图所包括的范围，即“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及包括对马诸岛、北纬30°以南的琉球诸岛的约1000个邻近小岛”，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随着冷战局面的出现，美国才于1953年12月25日发出一份美国民政府第27号令，即关于“琉球列岛地理界线”的布告。该布告称，“根据1951年9月8日签署的对日和约”，有必要重新指定琉球列岛的地理界线，并将当时美国政府和琉球政府管辖的区域指定为，包括北纬24°、东经122°区域内各岛、小岛、环形礁、岩礁及领海。这是美国对钓鱼岛的非法侵占。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署的归还冲绳协定（《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定》）中宣布的日本领土范围，与1953年美国民政府第27号令完全相同。这样就将钓鱼岛切给日本的冲绳县。日本政府据此主张该岛属于冲绳县的一部分，并将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划入日本自卫队的“防空识别圈”内。美国将钓鱼岛私下擅自交给日本，结果引起70年代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华人保卫钓鱼岛运动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