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孙兴杰：核武器时代，大规模战争的破坏性会让各国知难而退，因此，在2013年，中日之间不会出现战争危机，至多是风险管控危机。
　　2013年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博弈不断升级，中国海空立体巡航钓鱼岛引起日本军舰、战机的拦截。东亚地区两个大国之间的紧张对峙，引发了人们关于“中日一战”的讨论，甚至有学者将2013年与1913年进行对比。
　　1913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2014年呢？当现实扑朔迷离的时候，回望历史或许是关照现实的捷径，当时间冲刷掉了事件的尘埃之后，历史的逻辑才会慢慢显出轮廓。
　　国际关系学家肯尼思？汤普森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却不会显而易见。”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巴尔干半岛与一百年后的东亚进行简单类比，只能让人们带着有色眼镜去理解历史，错误的偏好会误读历史，而对历史的误读则影响现实的决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将战争的罪责推到了巴尔干身上，并将其命名为“火药桶”，而塞尔维亚族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的那两颗子弹被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一次刺杀行动引爆世界大战，这样的解释多少有些戏剧性，掩盖了国际关系史发展的脉络。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回望百年，人们会发现，欧洲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畸变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所在，1913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昭示着巴尔干半岛成为欧洲国际体系各种矛盾的焦点，结构性坍塌将从最脆弱的地方开始。
　　从1870年代开始，欧洲各国开始了殖民扩张的进程，殖民扩张转移了欧洲国际体系的压力。短短三十年间，世界已经瓜分殆尽。
　　20世纪初，欧洲各国开始将目光又集中在了自己身上，尤其是1905年俄国在远东惨败于日本之后，将扩张的焦点集中到了巴尔干半岛。
　　1908年奥匈帝国吞并波黑打破了奥匈与俄国之间在巴尔干半岛的默契，这意味着巴尔干将成为欧洲国际体系中最不稳定的因素。
　　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几乎被赶出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成为巴尔干地区的大国，而撮合巴尔干诸国结盟的便是俄国，借助塞尔维亚，俄国扩大了在巴尔干的影响力。
　　塞尔维亚成为巴尔干半岛上的大国让奥匈帝国非常不满，两国在争夺出海口问题上互不相让。双方都想征服或者打败对方，对抗的火药味变浓。
　　然而，如果单纯是两个国家之间的领土或者领海争夺的话，顶多也只能是一场地区性战争，不至于引发世界大战。
　　而奥匈帝国之所以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迅速开战，是因为德国成为它的铁杆盟友，而塞尔维亚背后则是俄国。紧密的联盟体系让“单挑”演变为“群殴”，从这个意义上说，巴尔干不需要承担一战的责任，反倒是一战的受害者。
　　到1913年，欧洲国际体系已经裂变为两个信奉进攻的军事集团，维系欧洲和平的维也纳体系也不复存在。维也纳体系保持了一种灵活的均势原则，均势需要不断变化联盟，这一原则已经被紧密的攻守同盟取代。
　　对立的联盟取代了灵活的均势，欧洲国际体系失去了往日的灵活性，为了不失去盟友，卷入战争也在所不惜。奥匈与塞尔维亚大有“狐假虎威”之势，可惜的是，老虎也出面了，于是巴尔干的枪声变成了世界大战的炮火。
　　欧洲国际体系的僵化与德国的崛起密不可分，俾斯麦在任期间努力维持一个以德国为核心的松散联盟网络，以获得欧洲强国对德国统一的承认。
　　1890年之后，德国崛起的势头不减，但是政治家的智慧却在下滑，就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俾斯麦没有给正在崛起的德国留下一个具有治国能力的政治家团体。虚骄之气让德国对战争持有浪漫化的想象，以为可以在两周内横扫欧洲大陆。
　　国际关系学家斯蒂芬？埃弗拉认为，“德国领导人在1914年夏季的政治格局中也看到了一个短期的机会窗口。在德国看来，6月在萨拉热窝发生的刺杀奥地利大公弗朗茨？费迪南德的事件作为武装冲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巴尔干的爆发点确保了奥地利将加入德国一边来反对俄国和法国，而且刺杀事件给了轴心国一个看似有理的战争借口，这增加了使英国可能保持中立的希望。”这说明，欧洲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发生了畸变，战争观念也在浪漫化。
　　反观今日之东亚，僵化的结盟体系并未出现，美国重返东亚并没有带来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的整合，虽然美日试图强化双边同盟，但是同船异梦。
　　美国希望以日本牵制中国，而日本则试图傍美国大腿，维持日本在钓鱼岛的实际控制。美国虽将钓鱼岛列入国防权限法案之中，但并不意味着美国真正会卷入中日冲突，美日之间还没有达成一种类似1913年欧洲出现的进攻联盟。
　　美国以总统没时间为由婉拒安倍晋三的访美行程，美国深知，过于亲密的同盟未必符合美国作为“离岸平衡手”的利益。
　　除了美日同盟之外，安倍晋三的“价值观外交”未必能够与东亚其他国家结成遏制中国的同盟。另外，核武器时代，大规模战争的破坏性会让各国知难而退，因此，在2013年，中日之间不会出现战争危机，至多是风险管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