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大事不断，其中之一，便是中日关系的解冻与回暖。围绕着中日邦交正常化46周年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纪念所进行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中日关系这一年的“小阳春”。久违的日本电影，不仅重又回归影院，今年的北京、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还都出现了日本电影的专题。围绕着日本电影巨匠的专题放映，目前还在进行的，是小西天电影资料馆的“黑泽明电影主题展”。 经过4K修复的大师电影，让长年通过影碟观影方式对其耳熟于心的影迷，再次大呼过瘾。很多场次座无虚席且呈一票难求的态势，让主办方更有信心把战线拉到明年。而与此相呼应，今年的东京电影节上，中国的影人也活跃其中，作品频频受到关注。

《黄土地》改编自珂兰的小说《深谷回声》，由陈凯歌执导

通过电影认识彼此，并借鉴对方艺术的短长，这一潜移默化的心灵交流方式，其实在中日之间，早已埋下一条长长的历史线。对民心的沟通，起过也将继续起着其它媒介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今年，关于电影，又增加一项内容，即中日政府签署了合拍电影的协议。

历史中，有哪些中日电影，给彼此留下深刻印象。未来，又有哪些合拍电影，适合中日两国人民口味，又能增进对彼此更深入的了解？

11月末，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清华东亚文化讲座协办的“第12届SGRA中国论坛”，围绕着“中日电影交流的可能性”这一主题，邀请到两位中日电影交流进程的亲历者，来梳理中日两国电影四十年来的互鉴与影响，以及未来合作的各种可能性。

王众一（跨文化传播媒体人）：电影，作为传递心象风景的载体

王众一先生精通日本电影，与众多日本著名电影人有着密切的个人交往，有多部电影方面的译著，他2018年的最新译著为《日本电影110年》，本书作者四方田犬彦先生今年在北京所做的日本电影主题讲座，也是由他主持翻译，其精彩内容也曾刊在4月26日的“人文”版面上。

我所供职的《人民中国》是日本介绍中国基本情况的一份日文月刊，是外宣期刊方阵中的老字号，已经有六十多年历史。多年的文化交流实践，使我认识到，以电影产业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在展现一个国家人民的内心世界——用日语表述更生动些：“心象风景”——和喜怒哀乐方面，起到了更为深厚长远的作用。

中国有个说法叫“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两国国民怎样才能亲起来？我认为，电影确实可以做人与人之间相互传递“心象风景”的载体。

中日两国从战后开始的电影交流,和中日两国关系史的进程密切相关。这里，我结合我所参与的电影活动事例来分享我的认识。

怎么看日本电影要素在中国产生的作用与影响？无外乎两点：一个是给中国的电影观众、电影人在电影技术方面的刺激，还有一个就是电影本身给我们带来的感动。

早期中国电影当中的日本要素

新中国电影起步时,一些留用的日本电影工作者就曾参与其中。这段历史在中国电影博物馆有专门的介绍。比如《6号门》、《白毛女》等，都有日本的剪辑师、灯光师、摄影师深度参与，只不过当时用的是化名。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之后，分属两大不同阵营的中国和日本开始有了初步的经贸文化接触与交流。日本国内的一些进步人士，包括从事中日友好运动的和平人士，曾经采用自主放映的方式，巡映了《白毛女》、《钢铁战士》等新中国的电影。日本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土本典昭就参与过这种活动。电影《白毛女》曾刺激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创作出芭蕾舞剧《白毛女》。后来又影响到中国在60年代排演芭蕾舞剧《白毛女》。

日本电影的因素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我们还可以从长影、上影两个电影厂的风格看出差异。上影是从30年代上海电影发展出来的一种风格，受好莱坞电影影响多一些。而长影的很多作品，由于历史因素，其风格带有很强烈的、来自满映风格的特点。比如说大量实景的拍摄，插曲的运用，以及人物的群像描写，对人物的“等身大”生活化描写等等，在长影的片子里都留有印记。

还包括一些纪录片的影响。日本在完成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社会问题。一些有担当的纪录片导演拍摄了一些不朽的作品。小川绅介有关农民反征地的《三里冢》系列，虽然没有在中国完整放映，但是很多人在《新闻简报》上看到了部分片段。另一位纪录片巨匠土本典昭拍摄了有关公害问题的《水俣病患者及其世界》，导演曾想把此片交给中国无偿放映。他认为日本在发展中的教训，中国搞现代化建设时可以拿去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