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卖了一天草莓的张建党带着儿子在北京某派出所户籍大厅前接受拍照，警察的到来最终让拍摄不得不终止。记者匆忙摁了一下快门，失焦的画面看起来像许多非京籍考生的未来。中国周刊记者／商华鸽 摄
　　张建党喘着粗气，把六七箱草莓搬下车。那双黑乎乎、裂着口的粗壮大手捏起一颗，递给《中国周刊》记者：“尝尝，无化肥无农药。”这些草莓，意味着儿子张图去美国读大学的学费。
　　一想到儿子的未来，这个身材略胖、头发乱糟糟的中年男人，便忍不住翘起嘴角。
　　因为户籍限制，张图无法在京高考。无奈之下，他将孩子送进国际班，准备出国留学。随后，具有美国国籍的前妻提供援助，儿子很快能以美国公民身份，参加“美国高考”。
　　更奇妙的是，只要变成美国人，孩子又能在北京高考了——根据教育部政策，外国侨民享有直接参加北京高考的资格。
　　这出逆袭的喜剧，充满了黑色与荒诞。
　　京城求学记
　　儿子优异的成绩，曾是张建党坚持留在北京的原因。
　　张图今年高二，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简称实验中学）——一所北京市重点高中。他的成绩稳定在全校前30名左右，一度排到了西城区前50名。
　　“每年，实验中学能有七八十人考上清华北大，这还是往保守了说。”张建党自信，“凭孩子的水平，能稳进清华。”
　　可孩子不是北京户口，别说清华，连高考的资格都没有。
　　1995年，张建党的妻子从中国科技大学硕士毕业，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博士，夫妻俩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第二年，儿子出生。1998年，妻子拿到全奖赴美留学，三年之后提出离婚。一番争夺后，张建党获得孩子的抚养权。此时，他在北京开了家铁艺厂，把父母接过来带年幼的张图。
　　对于这位单身父亲来说，儿子就是一切，他希望孩子能在北京幸福地成长。
　　最初一家人居住在昌平霍营的村子里。经济条件一好转，他马上把孩子送到教学质量优越的亚运村中心幼儿园。幼升小的时候，张建党交了三万多的“捐资助学费”，把儿子送进了当地条件最好的小学。
　　“为此，学校还写了封表扬信，赞扬我的高尚行为。”他笑着回忆道，“北京的家长都不用花这笔钱。说白了，就是借读费。”
　　那时，户籍并不算是个大问题，“无非就是多花点钱”，他负担得起。
　　这样的心态，一直延续到孩子小学毕业。
　　三年级时，为能在小升初的竞争中抢占先机，张建党和所有望子成龙的家长一样，提前给孩子报了个“占坑班”（某些重点中学自办或合办的小学生学科培训班，意在选拔优秀生源升入本校初中）。他希望儿子能升入重点中学——北京八中。
　　张图也争气，一个课外班都没报，几年下来成绩拔尖儿，顺利通过八中的入学测验。面试时候，负责招生的老师对这个安静专注的男孩很满意，录取似乎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儿。
　　但一听说“户口不在北京”，对方脸色一沉，语气立马就变了：“那你就别想了！”
　　张建党也急了：“我们可以多交点钱。”
　　对方一摆手：“不是钱的问题。你这属于没有学籍，将来升入高中部，也没法高考。”校方不愿意惹这个麻烦。
　　老张第一次体会到了户籍的厉害。
　　本以为进八中是妥妥儿的，其他学校根本没考虑。眼看招生截止，他抓着孩子的简历和市级三好学生证书，四处乱投。
　　最后，赶上了北京市十三中分校最后一拨考试。因为考试几乎满分，张图被录取到实验班。“他们只有初中部，没有高考率的压力，中考能考高分就行。”老张解释道。
　　他告诉儿子：“没有户口，差点上不了好学校。以后，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儿子咬了咬嘴唇，没吱声。
　　中考那年，因为张建党再婚的妻子是京籍，属于9类非本市户口可报考情形中的一项，张图可以在北京借考。为办借考手续，老张先是拿到妻子户籍所在地居委会的证明，但因为级别不够，又去上级镇政府盖章。见对方还不太配合，他拿着教育部的文件磨唧半天才算了事。后来他得知，这个外来人口众多的镇，只有不到二十人拿到借考资格。
　　最终，孩子以2分优势，惊险地考进实验中学。他每天5点钟起，花一个半小时自己从昌平坐车到西单，晚上8点多钟回家，常常夜里两点还写不完作业。
　　后来，老张在西单的小旅馆里租了个地下室，供孩子一个人住，700块钱一个月。周围的邻居，以打工者居多，没有浴室，只有一个公共厕所。屋子不到8平米，得侧着身子走动。
　　他也心疼孩子受苦。好在有个老乡，孩子也在实验中学读初中，租了个5000多的三居室，没事儿就让张图过去吃个饭洗个澡。
　　张建党一声苦笑：“老乡在发改委工作，孩子是共建生，早就给解决了北京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