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武之再赴日内瓦争取杨振宁

1960年春，杨振宁因受邀赴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他再次给父亲写信，希望双亲能来日内瓦与自己团聚。国内方面同意了杨武之赴日内瓦的请求，当然，杨武之仍身负游说儿子回国的重要使命。杨武之偕同夫人罗孟华经苏联、捷克到了瑞士日内瓦，杨振平也从美国赶到日内瓦与父母团聚。当时，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曲折，正处于“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等的高潮中。在这种情况下，杨武之要想争取杨振宁，显然处境是非常尴尬的。据杨振汉回忆，杨武之回来后对孩子们说：“我现在很矛盾，国内各方面有些失序，我怎能劝说杨振宁回国来呢？他回国来怎么还能继续做研究？但是老是留在美国，美国政府又老是以中国为敌，我们又都在国内，长此以往，如何是好？而且，我写信给周总理时，曾写过我要介绍新中国的情形给振宁，希望他们毅然回国，可现在中国的研究环境比美国差太多，生活环境也不行，我很难启齿。”

母亲罗孟华则从近三四年的实际出发，向杨振宁说起上海社会生活同四年前相比的差距，杨振宁一听就觉得一定是真的，因此杨武之的劝说恐怕就很难有说服力了。据杨振汉回忆，杨武之回国后说：“我听了你母亲介绍上海的社会生活给你大哥听，我非常矛盾，一来你母亲接触的是实际生活，她说的都是事实，但你母亲没有从长远看问题，二来可惜的是我不能把我对中国前途的预测完整地说给振宁，并且说服他同我的看法一致。”

总之，这一次在日内瓦的家人团聚，因为母亲罗孟华的前来，使杨振宁得以了解更多有关国内的情况，而回国之路也似乎变得愈发艰难。

杨武之三赴日内瓦争取杨振宁

1962年夏，因为同样的原因，杨武之夫妇得以第三次赴日内瓦，与儿子杨振宁一家团聚。彼时之中国正处于“大跃进”之遗患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之中，物资奇缺，市场萧条，人民生活日艰，杨武之夫妇对比日内瓦的市场和人民生活，自感差距岂止是天壤之别！在此情况下，杨武之内心的矛盾和纠结可想而知。他回国后对孩子们说：“你母亲反对你大哥二哥他们回到中国来，说回来不但得不到诺贝尔奖，而且还会受到冲击，我心里想你母亲说的是对的，但我没有直接说出来，我写信给周总理时，说到一是劝你大哥他们一定不能去台湾，这一点看来可以做到，二是劝你大哥他们在时机成熟时回国来，现在看只能说是时机不成熟吧，这一点恐怕是做不到了，我觉得内疚。”

杨武之的劝说工作愈发艰难，父子冲突难以避免。1973年5月12日，杨武之先生去世。在5月15日的追悼会上，杨振宁在讲辞中对1962年与父亲的冲突有着细致的描述和深刻的印象，他说：

1962年父亲、母亲和我在日内瓦会面，父亲向我介绍了许多新中国的建设和新中国的思想。他的话许多地方我能了解，也有许多地方我不能了解，这样，就产生了多次的辩论。有一晚我们辩论了好久，最后我说：“您现在所说的和您几十年以前所教我的不一样。”他说：“你怎么还没有了解，我正是要告诉你，今天我们要否定许多我从前以为是对的，而实际是错的价值标准。”这一句话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1997年底，在《父亲和我》的文章里，杨振宁再次细致描写了在回国问题上发生的家庭冲突：

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

如果说1957年的杨振宁还有回国的热情、愿望和打算，那么，到了六十年代初，已经完全没有回国发展的念头了。这不仅因为杨振宁已是头顶诺贝尔奖桂冠的国际知名物理学家，还因为国内政治运动和发展挫折给予海外知识分子强烈的心理震撼。

不回国同样能报效祖国

对于父亲三次日内瓦之行的使命以及父亲的矛盾而痛苦的心理，杨振宁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他说：“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杨振宁的二弟杨振平参加了1960、1962年在日内瓦与父母的团聚，他回忆说：“当时中国科学需要人才，父亲希望能争取已经在物理学界成名的大哥回中国。大哥虽然非常愿意替中国服务，可是觉得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利于他的个人的学术进展。回去之后，科研工作很可能有停滞的现象。他才40岁，如果继续在美国做研究，将来对中国的作用和增进中美科学界的关系恐怕会更有效果。父亲对儿子的看法也觉得有些道理。因此他心理上有点矛盾。他和大哥曾经有多次辩论。终于父亲没能说服振宁。”

通过上述这些片段回忆，我们可以看到，在争取儿子回国这个问题上，杨武之是极度痛苦的。然而，杨振宁最终选择加入美国籍又何尝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呢？正如杨振宁在纪念父亲的文章里写到的那样：“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的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做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进一步而言，杨振宁的心路历程因为其名人效应我们得以窥见一二，然而，对于千千万万像杨振宁一样在那个年代滞留海外的中华儿女，他们的心路历程又是怎样的呢？显然，这是本文回答不了的一个宏大问题。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并没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去振振有辞地指摘他们“当初为什么不回国” 。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