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为一审宣判时的吴英 资料图

吴英看守所写书描述残酷现实 法院拒绝律师会面

吴英看守所里写《曾经心痛，我的2011》 描述残酷现实

吴英在看守所度过了第5个春节，她的父亲吴永正做了个梦：“觉得女儿有难，急着让律师去会见查看，却被法院拒绝。”他半夜惊醒，心有余悸。

吴英的羁押生活停留在手写材料和律师的记忆力。5年漫长洗礼，她曾在身边人的改判中重建信心，也曾吞下半瓶工业胶水自尽；希望与失望交替出现，洗去稚嫩，逐渐抚平了波动的情绪。

一切变化凝聚在日与夜里，只有吴英清楚其间挣扎。

重建信心，越发较真

狱中吴英始终重视对外界信息的搜集，她对政法系统的调整、变化尤为关心。

2010年5月20日，吴英29岁生日，恰逢中央政法委第13次全体会议暨司法体制改革第5次专题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必须实行最严格的办案标准，必须实行最严格的办案责任制，真正做到不错不漏、不枉不纵”，吴英在《新闻联播》里看到后，当即一一记下。

真正“直接改变我（吴英）对中国法律看法”的，则shi室友覃金梅。

覃来自湖南，被捕前在金华打工。2008年，她“拔刀相助”感情受挫的老乡，造成一死三伤，被一审判处死刑，成了吴英在39号监室的室友。覃只有小学文化，就请求吴英帮忙写申诉材料。当时她的状况与眼下的吴英相似——二审，高院维持死刑原判，只待最高院的死刑复核程序。

2009年12月，当覃收到最高院的发回重申决定书，正在隔壁38号监室的吴英立即申请调回39号监室。

一天，管教把吴英叫去谈心，勉励她调整心态。按照吴英的记录，管教说，“金梅都改判了，你一定会改判的，你的案子和她的不一样。她的案子，我想肯定没用的，现在都改判了。”

这段有关上诉的记录出现在吴英2010年写的检举材料中，覃获改判令她重建了信心，也令她愈发对自己的案件较真。

看守所里的异类

戴着脚镣过活的死刑犯吴英迎来了她的“学习高峰期”。

在看守所里，她详细研究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和相关实施细则，坚持看法律、管理类的书学习。剩下的时间主要交给了写作。2010年3、5、7月，她三次委托律师把数万字手写材料带出看守所，提交给浙江省高院。

这些材料里，一部分回忆、梳理了她所经手的每一笔借款及还款的金额、用途、全凭记忆整理；另一部分则shi对看守所工作人员部分职务行为的检举。

学习法律令吴英有了审视过往和当下的新角度，她频繁对一些似乎司空见惯的事提出异议，俨然成了看守所里的“异类”。

吴英回忆，2008年9月的一天，晚上10点，自己正在38号监室休息，隔壁39号抬出去个病人，紧接着，监室里的人一个个都被叫去问话，回来时都很紧张，后来才听说“是晚上刚进来的‘新兵’心脏病忽发死掉了、心脏起搏器坏掉了”。

“现在我对照法条一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按理看守所当时收押犯人的时候就应该进行健康检查，如果看守所按照程序办事和收押人，当时就不应该把那位人收押进来。真的想不通也想不明白，看守所居然可以无责任，”吴英在2010年写道，“现在的我真的替自己的生命担心，会不会哪一天我也会忽然死在看守所？”

她承认，后来的解剖证实，犯人属自然死亡，且自从2010年4月上面要求规范刑事案件办案程序后，每一位进入看守所的女性在押人员都接受全面身体检查，“这是我入所3年多来从未看到过的现象，也是具体办案程序逐步规范的表现”；但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她还是决定检举看守所未按照程序办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