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的历史上，曾有两所神奇的学校，它们彰显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形象和历史地位。一所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另一所是闻名中外的西南联合大学。它们一“武”一“文”，双璧璀璨，使昆明这座边地古城成为那个时代热血男儿最向往的地方。

　　当我翻阅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的黄埔军校的历史时，我就想起我的故乡，想起另一所着名军校，它就是云南陆军讲武堂。一提起它，我便肃然起敬。事实上，当黄埔军校于1924年成立的时候，云南陆军讲武堂已有15年的历史了。那时，云南陆军讲武堂已招收了18期学员，它的优秀师生在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的“重九起义”和护国、护法战争中，功勋卓着，使得学校声名远扬，鼓舞了决心从军的中国青年，一些外国学子也慕名而来。当广州黄埔军校成立时，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应邀前往援助建校。据记载，在黄埔军校成立时的7人领导小组中，就有讲武堂教官王柏龄、何应钦、林振雄，他们分别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教务总长、总教官和管理部主任，成了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的左膀右臂。当时，由讲武堂派出的教官，几乎占了黄埔军校的“半壁江山”。讲武堂的这些教官和毕业生把云南的成功教学经验带到了黄埔军校，甚至还把蔡锷为讲武堂编写的军事教材《曾胡治兵语录》带入黄埔军校，作为人手一册的教科书。后来人们说，黄埔军校是培养将军的摇篮，而云南陆军讲武堂则是黄埔军校的摇篮。
 

　　19世纪末，风雨中飘摇的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曾掀起“洋务运动”，推行“新政”。其中最重视的一项是仿照西法编练“新军”。由于云南地处边陲，介于当时英、法两国侵略势力之间，形势十分严峻，因此，清朝统治者就把第一批“新军”建立在云南。为了培养大批新型军官，云贵总督沈秉堃和锡良于1906年两次奏请清政府，获准创办一所新型的陆军学堂，即云南陆军讲武堂。1907年，李根源从日本士官学校第6期毕业后被电调回云南，投入了筹备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工作。这是讲武堂历史上值得记忆的一个重要细节：一大批留日士官学校的进步学生，如唐继尧、顾品珍、李烈钧、罗佩金、庾恩旸、谢妆翼、李鸿祥、张子贞、孙永安、叶成林、刘祖武、刘法坤、李万祥、吴广仁等等，在日本曾跟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加入过同盟会，此时全被李根源吸纳进了讲武堂。

　　讲武堂开办之初，军事训练基本搬用日本军校“尚武”的教育内容，以军事学科为主，普通学科为辅，学制3年。学堂对学员进行刻苦训练，严格管理。学堂还要求学员对老百姓一定要和善礼貌，严禁扰民害民。当时，有一个名叫常绍群的学员，有一次在昆明晓东街“福顺居”吃饭，结账时与店主打了起来。店主哪是常绍群的对手，几下就被打得鼻青脸肿。事后，店主将常绍群告到讲武堂，常绍群因此险些被开除学籍，幸亏他成绩优良，颇得教官偏爱，几经道歉、检讨，被痛打20军棍、关了一个月禁闭之后，才得以回队训练。

　　事实上，讲武堂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预示着它是封建王朝一手“培植”起来埋葬自己的掘墓人，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所从校长、教官到学生都参与打倒封建统治的军校。可以说，从开始筹办时，讲武堂的领导权就完全被同盟会所掌握，讲武堂成了同盟会在彩云之南播撒革命种子的天地。当时，讲武堂有47名教职员工，同盟会成员就占了17人，还有革命分子11人。这样一来，这座军校实际上成了“云南革命的主要据点”，成了“团结西南革命力量的核心”，成了一座革命思想烈焰熊熊燃烧的大熔炉，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对于这个巨大而危险的秘密，清政府派来继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当然也有所察觉。他曾听人说，讲武堂内革命党人多，留下这所军校是“养虎为患”。李经羲为此采取紧急措施，借故于1911年将讲武堂总办李根源调到滇西筹边，同时把自己最信任的湖南人蔡锷请来任协统（相当于今天的旅长）。让李经羲没想到的是，蔡锷更是一个“危险”人物。当时清廷正四处缉拿“康梁乱党”之一的梁启超，而蔡锷正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所以蔡锷一到云南就迅速与李根源、唐继尧秘密会合，一起策划和组织革命活动。

　　1911年，讲武堂一期受过革命思想熏陶的数百名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各部队。为响应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发动的“辛亥革命”，云南陆军讲武堂爆发了“重九起义”，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讲武堂主要军官李根源、唐继尧、顾品珍任要职的临时军政府。之后，讲武堂师生又组成北伐军驰援川、黔两省起义，促进了各省的相继反清独立，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1912年，以讲武堂师生为骨干构成的新式滇军入藏平叛，在溜同江仅凭2000人的一支纵队，大败农奴主与英殖民者勾结的叛军，创造了无一人伤亡、仅损失9支枪的罕见战绩。1915年，新式滇军打响了反袁护国的第一枪，兵分两路入川、粤作战，蔡锷与李根源、李烈钧在这场战争中，成了赫赫有名的“护国三杰”。